古今中外許多優秀的作家，用飽含感情的筆調描寫過動物。在他們筆下，動物是有靈性的東西、有個性的東西。他們觀照動物，就像同時觀照兩個意義世界——人的世界和自然的世界。我喜歡讀這樣的作品，覺得在那裏可以找到平時忽略了的自我。
不過，有時我會想到，那些文字並沒有揭示動物對人的最重要的意義。動物首先是同人類整體相關聯的，而不隻是關聯人類個體；“動物是人類的夥伴”這句話，應當從人類史或文明史的角度，而不僅僅是生態學的角度或感情的角度去理解。顯而易見，關於人與動物關係的最基本的事實是：人類本是動物中的一員；動物既代表了人類的起點，又以豐富多彩的被馴化過程，刻寫了文明前進的腳步。也就是說，人類從動物群中獨立出來才開始了自己的曆史；一旦有了自己的曆史，人類也開始了對動物的馴化。人類是以動物馴化為條件而展開自己的文明史——同時也展開人類的自我馴化史的。因此，我們應當從馴化或文明化的角度，來認識人和周圍世界相互作用的關係。
一旦用上述眼光去看待世界，人類在征服自然過程中所取得的最偉大的勝利，便可以理解為通過動物馴化而建立的若幹新的關係了。這些關係不但證實人類有超越自然界的能力，而且證實人類有改造自然界的能力。因為所謂“馴化”，原是按人類的理想，而不隻是按人類的麵貌來塑造世界的；人類馴化的對象不僅是自然界，而且包括人類自身。我進而懂得：隻有理解了馴化的本質，我們才能理解人與動物關係的本質，並理解藝術的本質——其實，藝術可以看作人對自己的馴化能力及成就的自我愉悅。比如，詩歌代表了對語言的馴化，是對被馴化的語言能力的愉悅；音樂代表了對聽覺的馴化，是對被馴化的聽覺能力的愉悅。同樣，當人們用藝術化的態度和藝術化的形式把馴化動物的能力表達出來之時，人類文化史上便出現了人與動物的共同遊戲，也就是中國人所說的“馬戲”。毫無疑問，馬戲正是對人類馴化史或文明史的一種藝術的再現。
作為上述理論的旁證，我們還可以指出這樣一個事實：從發生學角度看，認識動物、馴化動物、與動物遊戲、建立自我認識，這是四位一體的事情。首先一類例證是：關於自己的來源，人類講述過許許多多故事。其中最早的故事（被稱作“圖騰神話”的那些故事），往往聯係於某些被看作人類親屬的動物——這是人類通過與動物親密相處而認識自己的例證。其次的例證是：中國最早的動物分類符號有“禽”、“獸”二字。一般來說，“禽”指的是“二足而羽”的動物，“獸”指的是“四足而毛”的動物。但《說文解字》卻認為，“禽”是走獸的總名，其字仍然保留了動物足跡的形象。“禽”、“獸”二字的區別在於：“禽”通“擒”，代表擒獲而得的動物；“獸”通“守”，代表守備而得的動物——是人類通過捕獲動物、馴化動物而認識動物的例證。科學家在關於馴化起源的研究中，正好得出了與上述兩類例證相對應的結論。他們說：動物馴化肇始於人類心理上的和物質上的兩種需要。由於心理上的需要，一部分動物在同人類自然相處的過程中，因受照料而被馴化；由於物質上的需要，另一部分動物在被捕獲之後，因受圈養而被馴化。馬戲的分類正好也是同這兩種情況相對應的：一部分馬戲可歸入技巧係列或親和係列，反映人對動物的培養；另一部分可歸入力量係列或格鬥係列，反映人對動物的征服。這一點表明，一部馬戲史，既是認識動物、馴化動物的曆史，也是人類建立自我意識的曆史。
按照過去的學術分類，馬戲研究是戲劇史或雜技史的附庸，並無獨立的位置。這當然是不合理的。因為它掩蓋了這一具有豐富內涵的文化事象的若幹本質。現在，韋明鏵先生把它作為專門對象，從藝術史、科技史、風俗史以及文化交流史的角度——從各個方麵對它加以介紹和論述，結晶而為這部精致的作品。這是一件值得慶賀的事情。我與明鏵先生本不相識，隻是在拜讀《揚州文化談片》、《揚州曲藝論文集》兩書以後，才了解到他的文化視野，了解到他在駕馭曆史資料、駕馭語言文字兩方麵的非凡才能，為之心儀。因之，也知道揚州自古出奇才，此言不虛。為此，值本書付梓之際，以這篇小序表達我對明鏵先生新著的喜愛和欽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