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想說多，說兩部電影吧——
一部是《尤利西斯的凝視》。這部由希臘大導演西奧·安哲羅普洛斯執導的電影更像是一部古希臘悲劇：悲涼的長鏡頭，一如失落的眼神；壓抑緩慢的旅程，似波瀾不驚的人生。電影以尋找曆史膠片的過程，表達了對真實的渴望。這種追溯，就像是逆行於時間的河流上，看兩岸殘敗的風景，觀動蕩不安的人心。一切都是夢境，現實如夢，曆史如夢，未來如夢。最後一幕，大霧彌漫，如雪如雨如泣的音樂在白茫茫中飄蕩，活著的人在河邊撫著死者慟哭。此前一分鍾，他們還在歡快地交談，以華麗的舞步致意精彩人生——人生就是這樣，充滿著變數和偶然，不確定如天空之雲。憂鬱和絕望，不僅是藝術的通感，更是曆史與人生的本質。
另一部電影，是好萊塢翻拍的《科利奧蘭納斯》。電影改編自莎士比亞晚年同名戲劇，英國著名電影人拉爾夫·費因斯親自編、導、演，富有實驗風格：背景換成當下，著衣變成現代，冷兵器變成了自動步槍。至於情節和台詞，卻一如既往地莎士比亞：馬歇斯（後因攻下科利奧裏城立功而被稱為科利奧蘭納斯）是羅馬共和國的英雄，由於性格脾氣暴躁不肯低頭，遭到了羅馬公眾的反對和放逐。科利奧蘭納斯一氣之下轉投敵對的伏爾斯人，帶著對方軍隊圍攻羅馬。科利奧蘭納斯的母親苦苦勸告兒子，讓兒子放棄攻打羅馬。科利奧蘭納斯接受母親的勸告，背叛了伏爾斯人，結果為伏爾斯人所殺。在我看來，作為莎士比亞晚年最重要的悲劇，《科利奧蘭納斯》在某種程度上甚至比他的“四大悲劇”更傑出，它所揭示的曆史意義、複雜的人性以及二律悖反的矛盾更具有典型和反思意義。英雄與庸眾永遠是一對矛盾，庸眾經常翻手為雲覆手為雨，先把英雄抬上金字塔，又將其推下山巔。矛盾的背後，實際是人性陰暗的海洋。莎士比亞注意到了這個問題，而在我們長長的曆史中，盡管這樣的事例此起彼伏，我們卻從未正視和反思人性的光輝和陰暗。
柏拉圖曾在《理想國》中斷言：“正確的哲學使我們處於高瞻遠矚的地位，能夠在一切情況下辨別出對社會和對個人都是公正的事物，因此，人類隻有在兩種情況下才能遇上太平盛世：或者是那些正確而真誠地奉行哲學的人獲得政治權力，或者是那些握有政治控製權的人在某種上天所作安排的引導下成為真正的哲學家。”柏拉圖的意思是，隻有當哲學家統治，或者統治者替天行道時，國家才能幸福。在柏拉圖眼中，哲學是人類生存的法寶，統治者全心全意促進公共的善，維護公眾的安全與和平，都需要內心中的哲學律。隻有具有哲學視野的人，才能敏銳而深刻地覺察到事物的對立統一，覺察到國家大法的幽微，覺察到人性的多變和複雜，直至覺察到世界的真相與韻律。柏拉圖所下的概念“哲學”，應該更有“智慧”和“道”的意思。這樣的品質，與其說是一種期望，不如說是一種機緣，一種可遇難求的機緣。隻有以哲學為路徑，才會得到世界所希望的良善。哲學的基礎，正是人類才具有的反思。
如果解剖和反思從當下開始的話，那麼，無可否認的是，活在當代的每一個中國人都“先天不足”——曆史的麵貌詭譎難辨，它們一直帶著各種各樣的麵具；曆史的疏離，思想的流浪，從我們出生的那一天起，就已經相伴：已逝去的曆史和人物不再歸來，使得在路上的我們無法依托可以校準的記憶……這樣的狀況，逼迫著苦苦尋覓的中國人需要一次靈魂和思想的真正“出走”——不是巴金從大宅院的逃離，也不是娜拉似的背叛，而是一種類似於摩西般的“出埃及”……隻有真正意義上的出走，才能拯救災難深重的靈魂，才能引導現實走出困境。
話題回到《尤利西斯的凝視》——安哲羅普洛斯這一部電影，留給人最深刻印象的，就是畫麵和音樂：霧靄中的凝視，茫然中努力分辨真實和虛偽；中提琴悲傷而沉鬱的主音；手風琴、雙簧管、小號、大提琴在一旁交織糾纏。法國管低沉悠長的音色從弦樂的和弦中淡入淡出，隱約如茫茫水天之中的一葉扁舟，也如高懸天邊的一彎殘月。這樣的情境，宛如追思者放任靈魂在曆史的廢墟之中躑躅獨行——這種思想和記憶的流浪，自我放逐於廣褒天地中的升華，其實一直是我們這一塊土地所缺少的方式。在某種程度上，我們真的需要一種極度孤獨的流浪，還有蒼涼的絕望，來升華身邊的一切，包括枯涼的內心，以及自以為是的文化和傳統。
好的曆史書應該是事實與思想、曆史哲學與事件本身的結合——曆史屬於實證，屬於資料，不過在資料凜落，甚至完全消失的前提下，要到達曆史彼岸，隻能借助於崇高的理想、井然的心思、忍耐的意誌以及平靜的心緒。靠一種異常準確的直覺，去連結真理的細線。我一直以為，外部與內部是一種對應的關係，它們一陰一陽，組成了曆史、現實和未來。如果內部足夠真誠，那麼，外部世界也足以展示其本質；而這個世界的本質，是那樣的沉鬱與憂傷。
居於世，人的意義隻在以內心的本真和良知，越過悲愴和絕望，然後喃喃自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