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亞英
中國自古以來，家貧而能讀書，且有成就者，並不乏人。我何以要寫這樣一個題目呢？因為我心裏憋著一口氣。“文化大革命”時期，我作為中央下放幹部，到了四川一個小縣份上，也正因此，在那裏，我這個新中國建國初期的大學畢業生，要算文化冒尖的了，於是有幸成了被整的重點人頭。今天我再來猜想當時整我的那些人的想法，大概是認為既雲文化革命，理應從有文化的人身上開刀吧？不然，當時我隻是一般幹部，不在領導崗位上，我又是個不事張揚的人，平時並不引人注意，應該不會成為被整的對象。可是從“文革”一開始，第一批就成了重點，於是整人的那些非常手法我都領教了一個遍。一位經常找我談話的姓潘的人，多次問我一個問題：“你總說小時候家裏貧苦，家裏貧苦怎麼能讀完大學呢？光從這點看，你就不老實。”當時是非常講家庭成分的，僅此一點，似乎我就是隱瞞自己的剝削階級家庭成分，向黨撒謊。其實，這是個多麼想當然的概念化的推理。生活中的現實，有著多種多樣的機遇，況且，解放前的教育製度，說這種話的人也並不了解，就這樣理直氣壯地把這個當作打人的磚頭，似乎憑此就可以給人定一條罪。潘某這種觀點，似乎不僅他一個人有，還頗代表一部分人的想法。為此，我想說一說處在一個寡母帶孤女的家庭裏，我究竟是怎樣讀出書來的。
一、榜上有名喜變憂
我與一般的孩子不同，有一個清貧而孤寂的童年。我是母親的獨生女，父親又較早地病故了，很長時間家裏隻有我和母親兩個人。母親是粗識字的家庭婦女。外祖父母是旗人，辛亥革命以後，他們也斷了生活來源，而且在我小學時也雙雙病故了。所以，我的父親一死，家裏就沒有可靠的經濟收入了。幸虧母親的針線活兒很好，有人喜歡找她剪裁縫製衣服。這樣，總算有些不固定的收入。我和母親就這樣生活在古都北京。
我小學畢業是一九四一年，母親為我四處打聽考哪個中學好。當時北京的中學分三種：一種是國立的，一種是市立的，一種是私立的。據說國立的最好。私立的學校雖好，學費最高，這當然不在我家的考慮之列。最後，母親為我選了兩所學校，即市立女一中和國立師大女附中。若論離家較近，是南長街的女一中，若論師資陣容強、牌子硬，當然是師大女附中。我當時雖然不太懂事，但小小的好勝心，已使我把重點放在了師大女附中上了。
考試那天是母親送我去的，我當時渾渾沌沌，並不懂得害怕，每一門課就那麼答下來了。考完之後，母親在路上告訴我：“我幾次隔著玻璃窗看看你，你都在低頭寫，看樣子沒有慌，也沒見你東張西望。”我隻聽著，沒說什麼。過了一會兒，母親又說：“我看你這次很難考上，跟你一起考試的都是些大姑娘，哪個不比你大呀？光自行車就擺了那麼一大片。你跟人家比，簡直是個小豆子。”我還是聽著，仍舊沒有說話。
以後就是一串等待的日子，等著發榜。女一中先發的榜，我考上了。母親問我：“你是就上女一中呢，還是等女附中發榜？”我毫不猶豫地回答：“等女附中發榜。”
女附中發榜的那天，還是母親和我一起去看的。毛筆寫在大紅紙上的榜文，就貼在校門內的牆上，不少人都在看榜。我似乎比母親眼尖，先從榜上找到了自己的名字，馬上嚷了起來：“媽！有我，在那兒！”母親順著我的手看過去，把我的名字端詳了半天，喃喃地說：“真考上了，還不錯呢，一百多人裏，你在十多名上。”我抬頭看看媽媽，她臉上浮現出一種不常見到的微笑。
我帶著一種喜悅的心情陪媽媽步行往回走。這一段路很長，從西城的西單商場，穿過東西長安街，走到東單的裱褙胡同，等於走了一個穿城。奇怪的是，這一路上，母親竟一直沉默著，一句話也沒說，幾次我抬頭望望她，母親總是一臉嚴肅，似乎找不到一絲高興的神情。我心裏非常納悶，媽媽不是說過，小豆子可能考不上嗎？現在小豆子考上了，媽為什麼連笑容都沒有呢？真不明白！媽媽一向很嚴厲，她臉色不好時，我是不敢多嘴的。
好容易走到家，我和媽媽都累了。進屋，媽媽一下子坐在一個凳子上再沒動，我趕快給倒了一碗水，媽媽還是沒說話，她呆呆地似乎在望著什麼地方，又似乎什麼都沒看。我不知道媽媽怎麼了，又不敢問，她不像是累了，母親素來身體好，我童年時，隨母親到外祖母家去，比這個遠得多，母親都沒累成這樣子過，這次是怎麼了呢？
過了好長時間，母親忽然“哇”地一聲大哭起來，這可把我嚇壞了。母親一向堅強，很少流淚，更不用說大哭了，我手足無措，不知自己做錯了什麼，自然更不敢多問。好一陣子，母親止住了哭，用低沉的聲音對我說：“孩子！你好好聽著，媽沒想到你會考上，如今你真考上了，若不讓你上，媽對不起你；若讓你上，媽供不起你，我看，隻有這一個辦法了：媽給你交上第一學期的學費，以後，你能考上前三名，能免費，你就上，不能，隻好算了。媽實在沒那個力量，孩子！看你自己吧！剛才看完榜，我已經問清楚了，前三名可以免費。”
我一下子明白了。這一晚上我想了很多，記得母親常對我說，女人要端自己的飯碗，在別人下巴底下接飯吃的日子是不好過的。而我要自立，就必須讀好書，學好本領。如今考上了國立學校，不能不上。而家裏的經濟情況，確如母親所言。擺在我麵前的路隻有一條：靠自己！別無選擇。
就在這一晚，我下定了決心：咬緊牙，爭口氣，無論多苦，我必須把中學六年讀下來！多少同學仰望的國立師大女附中啊！我怎麼能放棄？
於是，我開始了漫長的、艱苦的而又是成功的六年。
二、苦，但樂在其中
既然下定了決心，我就想好自己無論如何，也要憑自己的力量苦掙著讀過這六年。母親是說一不二的，我也知道她說的是實情，她憑做針線可以養活我，但沒有力量再供我讀書，我不能再指望母親更多地幫我，我也不能奢望親朋的幫助。我家在北京本來也沒有什麼親戚，因為父親是浙江人，從小被人帶到天津，學了一門手藝後，定居在北京。從他那一代，與浙江老家已沒有什麼來往；母親是北京人，她是外祖父母的獨生女，外祖父母一過世，母親娘家也就沒人了。父親在北京雖有一些朋友，但人一不在，人情也就不在了，我不能指望誰來幫我。當時我隻有十二三歲，雖然感到過悲涼和恐懼，但同時也助長了我一種自強自立的心理，加之母親又從小給我灌輸了一種想法，她常說：“咱們女人要端自己的飯碗，不能在別人下巴底下接飯吃，否則，一輩子受氣。”這句話給我的印象非常深。在這裏我似乎不應該說父親的壞話，可我確實記得父親不聲不響，很多事明明刁難母親。母親是個好強的人，從來不吵也不哭，我卻看出她很生氣。母親忍氣吞聲的印象，也使我暗暗下決心，一定要讀好書，自立！師大女附中在北京是頗有名氣的，我不能不讀。
開始步入中學時，我首先要考慮的就是一些必要的花銷該如何節省。譬如，我住家在東城，學校卻在西城，路相當遠，同學們有的騎自行車，有的乘當時僅有的交通工具——有軌電車。而這兩樣都必須花錢。我不行，於是我決定上下學都步行。這條路線等於把北京的內城走一個東西通城，從我家住的胡同走到東單，有一段路，從東單經過東西長安街走到西單，其距離相當於走過三個城門，即從崇文門經正陽門到宣武門，然後從西單往北拐，再走兩站路，進辟才胡同，才到學校。全長十多華裏，天氣好時需一個多小時，若遇狂風雨雪天氣，則需將近兩個小時。六年中，我絕大部分是這樣走過來的，一天兩趟。冬季，往往是天沒亮出門，回來時天已黑了。北京當時路況不好，下雨時胡同裏都是泥濘，雪後凍成冰，像鏡子一樣滑，跌跤是常有的事。
第二件事就是教科書必須自己買。母親幫我打聽到，東四牌樓隆福寺的廢舊書攤上，有賣舊教科書的。於是我就到那兒去搜尋，買一兩本容易，要湊夠所需的一整套，卻需費些功夫。後來聽說東安市場也有賣的，我也去找過。總之，每次都像沙裏淘金一樣，好不容易才湊足我需要的一套。這樣雖費時費力，但算下來，比買一套新書能便宜三分之二或者還多些。好在當時的教科書都是教育總署編的，一用就是多少年，不像現在這樣，在短時間內，內容就有所改變。
從節流又想到了開源。入學之後不久，我就從同學處學會了織毛線，有的同學手裏還有織毛衣的書，裏麵可以學到一些花樣和各種衣物的打法，如何收針放針等等。我慢慢練習，也感到很有興趣，當時有一種很流行又比較講究的花樣，叫“鳳尾形”，十八針一個花，我也學會了。到初中二年級時，我已能打成件的東西了。母親在攬針線活時，也順便給我攬一些毛線活，我也能掙些錢了。這種收入並不固定，時多時少，時有時無，收入較多時，我不但可以買些紙筆，有時甚至能買一個月的電車月票，或貼補一些家用。教務處管登記購買月票的郭勁甫老師有時問我：“你為什麼不月月都買月票呢？”我隻笑笑，不作任何解釋。
為了達到母親的要求，順利地把中學六年讀下來，光考慮在經濟上開源節流是遠遠不夠的，要取得優異成績，我必須比一般同學更加努力，嚴格要求自己，加倍刻苦才行。在學習上我給自己立了些規矩，也想了些辦法。例如有一句我自己才懂的話，那就是“當天的飯當天吃完，絕不帶賬”。意思是說老師當天教的功課，一定要當天認真回顧一下，是否當真懂了，若有一點不理解或吃不透的地方，不要含糊過去，當天或第二天問老師，力求弄明白為止。凡是該熟記或該背下來的地方，也一定當天記完、背完，絕不能等到考試前再一起複習，那樣做既吃力，效果又不好。當天的功課當天複習，趁熱打鐵，數量不多，效果又好。過一段時間，譬如一個星期（那時興月考，每月都考一次），再回過頭來複習一遍。我堅持這樣做，沒過多久就嚐到了甜頭，以後我就一直堅持這個自律規則，“當天的飯當天吃完”。最要緊的是堅持，不許自己找任何理由鬆懈。
另外，課前的預習也很重要，但我並不是所有的課都做預習，史、地、數、理、化等我不大預習，但國文（那時古文的份量很重，整本都是古文）和英文兩門課一定預習。國文是先對照著注解把課文看了，然後再注意聽講，這樣，自己原來理解得不對的地方，清楚明白地得到了糾正，原先不明白的地方，由於事先有準備因而更加注意聽。英文則是自己先查生詞，有準備地聽課，首先注意自己的讀音是否有不準確的地方，及時糾正；其次，要注意老師講的文法。英文和中文不同，往往每個生詞都查完了，一個句子還是不能懂，原因大多出在文法上。有時也因為英文詞彙的一詞多義，我們用的大多是非常小的詞典，包含不了很多的解釋，等老師講完了，就知道毛病出在哪個單詞上了。總之，認真預習給了我很多好處。
後來，我很快發現，上下學路上的時間並不短，應該很好地利用起來。早晨上學的時間，往往做不了什麼，因為我要忙匆匆地趕路，唯恐遲到；而下午放學的時間，我就從容了，可以沿著東西長安街緩緩地走，該背誦的東西，常常在路上就背完了，回到家隻做需要伏案的功課。這樣，我很輕鬆，不像現在的中學生那樣，做功課要趕到半夜，疲於奔命。
東西長安街這條路，六年來是我走熟了的，尤其是天安門前那一段，可以說非常美，非常詩意，從中山公園到太廟門口，金水橋前，一大片綠蔭，都是一株銀杏，一株夜合歡，相間而植。銀杏都是數百年的老樹了，樹幹高，樹冠大，葉子像一把把小綠扇子，迎風搖曳著；夜合歡葉子像羽毛，開花時是一簇簇粉紅色的穗子，柔媚而嬌美，與旁邊高大的銀杏樹相襯，真是剛柔相濟，相得益彰。這片樹林甚至沿著馬路的北邊穿過三座門直伸到霞公府。過了王府井南口到東單又是一片另外的小樹林，樹種雖不再是銀杏和夜合歡，但仍是綠蔭匝地。每逢走到這裏，我往往放慢了腳步，那些參天的大樹像是我的保護傘，保護我免受車輛的衝撞。所以，有很多美麗的詩、詞、古文，也包括別的理科公式、定理，我都是在這裏背誦的。每逢秋季，銀杏葉變黃，落滿地麵，像一把把小金扇子，我常常找周正的揀起來，回家用毛筆題一些詩詞斷句，作書簽用，或送給同學。解放後，由於拓寬馬路，天安門前這些樹早被砍伐了，但它們美麗詩意的身影，至今我仍常常帶著感謝的心情回憶起它們。
在記憶和背誦方麵，我想過一些辦法，也積累過一些經驗，我覺得凡是理解了的東西就更容易記住，但有些內容不能靠理解，而隻能死背的，我自己就想一些讓它好背的辦法。這裏我舉兩個例子，例如兩漢帝王的順序，我就在老師的指點下把它編成七個字一句，而且押韻，類似順口溜的東西：“高惠文景武昭宣，元成哀平孺子篡，漢光明章和殤安，順衝質帝桓靈獻。”為了方便，中間略掉了西漢的呂後和東漢隻有一年的漢少帝劉辯，隻需記住這兩個人在誰之前，誰之後就行了。這樣，比一帝一帝地背帝號要容易得多。再例如對古文唐宋八大家，我也是用類似的辦法，不是一個人一個人地背名字，而是把它濃縮成一句話“韓柳歐三蘇曾王”，考試時再把名字添上去就成了。總之，我自己在學習上想了很多辦法，大體與此相類。我感到一個人對一件事，隻要心向往之了，用我母親的話說，就是“有了鑽頭覓縫的精神”，總會想方設法達到目的的。
隨著年級的增長，我背的東西也多起來。不但文科的課程我都背，就是理科的功課，我也多采背的辦法。化學的分子量、分子式，物理的公式，這都不用說了。就是數學的例題和習題，我也喜歡背下來。到考試時，我幾乎不用怎麼思考就答完了。當然那時的考試，也不像現在這樣，老師喜歡出些偏題和怪題考學生。當時，無論什麼課，老師也隻是出五到十個大題，實行百分製。所以，我這種學習方法到了後來，背誦量也越來越大。學三角時，我甚至連對數表也背。當然這也和我家窮有關。因為那時不少同學，都去買專門的對數表用。我卻不行，隻能把書後附的那幾頁背下來。不過，我也發現，我的記憶力，因為背的東西多，記憶能力也有很大的提高。而且後來，就是上學的路上，盡管我要趕路，可是我還是把頭一天背過的東西，在這時拿來再複習一下。有時我邊走邊背，這種背誦像是給我匆匆腳步的一種音樂伴奏，使我不知不覺中，走過東單、走過三座門、走過東西長安街、走過天安門、走過西單，輕鬆快樂地走到我的學校。雖然背數學題不是個值得提倡的方法，但確實能鍛煉並提高記憶能力，當我背完了數、理、化，再背國文、史、地時，就像走完了山路再走平地一樣了。
盡管我平時堅持做到了“當天的飯當天吃完”，但是在大考前還是要做一次總複習。當時我家住的是大雜院，無法找個安靜的地方，家裏又隻住一間房，加之母親還要聽收音機。她最喜歡聽三種評書，連闊如的“東漢”，王傑魁的“包公案”，趙英坡的“聊齋”，每次播放必聽，我當然不敢攔阻她。現在的獨生子女在家裏都是小太陽小公主，可以說一不二的，大人都圍著他們轉，我那時候不行。雖然我也是獨生女，但受的是傳統教育，小孩絕不能幹涉大人做什麼或別做什麼。為了溫課我必須躲出去，那時中南海還是個普通的公園，並不是政要的禁臠，和其他公眾場所沒什麼兩樣，隻要買了門票就可以進去。那時的門票和現在比，可說出奇的便宜。中南海裏的流水音和萬字廊非常清靜，我常到那裏去溫書。帶點幹糧和一瓶水充當午飯，早晨進去到下午才回家。中南海之外，太廟也是我常去的地方，這裏是皇家祭祖之處，有很多鬆林，沒有多少遊人，也是溫課的好地方。太廟解放後叫勞動人民文化宮了，就在天安門之東，與中山公園相對稱的地方。這兩處公園是我溫課常去的地方，我至今常用留戀的心情回憶起它們。
當然，我學的所有課程中，也有我學得不好的，這就是體育課。那時我在全班同學中，個子比較矮。一到分組打球，同學都不大喜歡要我，而且我大多時間都接不到球，反倒是球打我的時候多。體育老師又有個習慣，就是上了課一數人數分了組，她就走了，到下課時她才回來。所以，很多時候她走我也就走了，回到教室去做我的功課去，到快下課時再趕回操場。直到有一次考試打籃球，好容易一個球落到我的手裏，我高興極了，抱起球來就跑，別的同學都停下來看著我，我跑到籃下，一投竟中了。我心裏得意得不得了。可是老師臉都紅了，一吹哨子氣哼哼地說：“不算！”到下課時，老師集合起全班同學站好隊說：“孫亞英出列！告訴你，要不是看你別的功課好，體育課給你六十分是照顧你！入列！”下了課別的同學才告訴我，我連籃球規則也不懂。那叫“猴兒腚”（當時籃球的規則術語都用英文，“猴兒腚”就是HOLDING持球走的意思），是犯規的。不過從那時以後，我總爭取體育考試能達到七十分就行，免得太拉我的總分了。其他的非主課，如音樂、美術、勞作等課，我努力點兒還是能得到九十多分，唯獨體育，確是怎麼努力也不行的。
由於家貧，還有一些事是我不能和同學比的。記得在初中時，同學們在課餘時間，大談她們讀的有趣的課外書，如福爾摩斯、亞森羅頻、人猿泰山，還有《飄》等。聽她們談得津津有味，熱火朝天，我心裏也很饞，也很想借來看。可是我知道這些書都是大部頭，要讀須費很多時間，我不得不努力控製住自己，想想母親的話，我必須把自己的精力，專注在課本上。母親已把我逼上梁山了，為了爭取能上學，我必須爭分，連小數點後麵的分也要爭，因為與名次有關啊！所以我不能看大部頭的閑書。應該說，這樣的自製力，對一個十幾歲的孩子來說，還是不容易的。還有一件事，就是女附中都是走讀生，沒有住校的，家住得遠的同學，都帶一頓中午飯，家境好的同學，多帶一些好吃的。中午，教室裏常彌漫著一種飯菜的香味。我當時十幾歲，正是長身體又胃口好的時候，同學們飯盒裏的香味，十分影響我，而我帶的常常是小米麵絲糕或玉米麵窩頭，再加一塊大鹽蘿卜鹹菜。為了避開香味的誘惑，我常常躲出去吃。有時夏天天最熱的時候，我帶的幹糧都捂餿了，一掰開會拉絲，但為了支持到放學，還要走回家，也必須湊和著吃。這些事，有時讓我心裏也有點難過，不過，一想到以我那個家庭，能取得讀書的資格，自己也能爭取到好成績，也就心平氣和，無可抱怨了。
中學的六年，我大致就是這樣過來的，其中有苦也有樂，就因為這樣緊緊抓住一個目標，苦掙苦掖，一直名列前茅，以致初中升高中，高中入大學，我獲得了兩次免考保送的資格，這不能不說是人生的一樂。
三、不到園林怎知春色如許
如果說我開始入中學時，奮發讀書的動力還僅僅是母親的一句話——“女人必須端自己的飯碗”，到了初中二年級的時候，情況就有變化了。有一門功課，以它獨有的魅力，像磁石一般地吸引了我。那就是國文課，後來被稱作語文的。
初一初二的國文課本上，還沒有多少文言文，據我記得的有《荔枝圖序》《李龍眠畫羅漢記》《項脊軒誌》《病梅館記》《範縣署中寄弟墨書》等，我隻感到它文筆的簡練。這些文章還沒有從文采上多麼吸引我。當時有些白話文倒觸動了我的心弦，使我感到了一種文學意境的美，如冰心的《寄小讀者》，朱自清的《背影》《荷塘月色》，還有俞平伯和朱自清兩個人的同名文章《槳聲燈影裏的秦淮河》。這些文章有的讓我感受到了一種人情心靈上的美，有的讓我感受到了一種自然景色的美，有的甚至情景交融，使我反複玩味，似乎從中得到了一種享受。在我的生活裏，好像開啟了一個寶盒一樣，給我增添了快樂，又像小孩初嚐到了美食，促使我貪饞地尋覓。
正好在這個時候，我認識了一位朋友，是與我對門而居的鄰居。她叫朱景暉，是私立慕真女中的學生，班級比我高，恰好也是國文課的愛好者。於是我們課餘之暇往來就多了起來。她家境比我好，住獨門獨院，家裏藏書也多。在假日裏，我常從她家裏借書來讀，或爽快到她家去看書。這一時期除了讀到更多的冰心的作品外，還發現了兩位另外的女作家，就是廬隱和石評梅，我讀了她們的《寄海濱故人》和《象牙戒指》。這些作品似乎給我推開了另一扇門，作品中所涵蘊的鄉愁，和人與人之間柔婉細膩的感情，讓我領略了另一種不同的人生況味。這些對我都很新鮮，像芳香開竅的東西一樣，開啟我的心智。這時我開始作讀書摘錄了，凡遇到我喜歡的篇章段落，就用一個本子抄下來，經常看看，像屬於我的一個藏心愛玩具的角落，裏麵鎖著我的快樂和享受。
現在，我當年那些手抄本當然早已不在了，時間已過了六十多年，我又因工作調動，輾轉了幾個省，很多東西都丟失了。但冰心的一首小詩，因為當時讀時印象太深刻了，至今還在我記憶中。她說：
躲開相思，披起裘兒，走出燈明人靜的屋子。
枯枝在雪地上，又縱橫地寫滿了相思。
這首詩我曾仔細玩味，覺得它與我抄過的李清照的“才下眉頭，又上心頭”有異曲同工之妙。二者都簡練而準確地表達了一種感受，就是人的某種感情是逃避不開的。我在閱讀中這樣反複玩味、琢磨，漸漸地，別人的表達抒發的方法，不知不覺中，居然也能移用到我的筆下了。
當一個人在知識和性格成長的過程中，能遇到良師益友是非常重要的。除了朱景暉之外，這兩年中我還遇到了一位好老師，那就是初一初二教我國文課的黃先生（先生名淑環）。按照當時的習慣，不論男女老師，一律稱先生。黃先生是個不到三十歲的老師，和藹可親，講課總是輕言細語，並不嚴厲，比我們隻大十幾歲，與其說是師長，不如說更像大姐姐。當時她還沒成家，就住在學校後院的宿舍裏，所以有時同學們也到她屋裏去玩。有一次在閑談中，我跟她談到了一件事，引起了她的注意。我告訴她，小學四年級練小字時，用的帖是《長恨歌》，開始寫時我注意力全在字上，沒注意內容，後來日子久了，無意中發現，好像七個字是一句，還押韻的。再逐日練下去，才朦朦朧朧地懂得，內容似乎是寫一個美麗動人的生離死別的故事。當時隻是生吞活剝，囫圇吞棗，談不上理解。黃先生聽了，說：“你的感覺是對的，那是一首著名的唐詩，作者是白居易，在中國古代的長篇敘事詩裏，也是有名的。你從小受到了它的薰陶，很好。”接著她就把全詩逐字逐句給我講了，講得很細，不但講了全篇的意思，還講了詩的意境，甚至給我講了詩中的對仗，如“行宮見月傷心色，夜雨聞鈴斷腸聲”“春風桃李花開日，秋雨梧桐葉落時”“梨園子弟白發新，椒房阿監青娥老”“遲遲鍾鼓初長夜，耿耿星河欲曙天”等等。自從我完全懂了之後，就把這首詩熟背了。可以說中國古典文學中，給我的啟蒙之作，就是白居易的《長恨歌》。
還有一件事，使我和黃先生師生之間，更加深了一層了解和印象。有一次作文課，黃先生出了個“春寒”的題目，班上大多數同學都是從自然景物上取材的，唯獨我另辟蹊徑，以春寒作比喻，選取了較特別的內容。我寫了一個女孩子，和繼母無論如何處不好關係，繼母生了一個小男孩，她和弟弟在家裏的處境，相距懸殊，遠不能比，使她經常傷心地偷看亡母的照片。在幻覺中亡母似乎對她說：“孩子！媽永遠愛你。”我在篇後的結語是：“應該溫暖的春天而不暖，應該慈愛的母親而無愛，這是什麼道理呢？”算是點題。這篇作文似乎對黃先生是一個震動，有點出乎她的意外。她在發作文時，向全班同學讀了我這篇作文，講解了該如何審題，如何從文學的角度窄題寬作等等。其實這篇文章的內容，並不是我自己的生活，而是我女友朱景暉的。她母親是繼母，她並沒有對我訴說過什麼，我常到她家去，觀察到了一些事，因而在我心裏有感覺、有印象，於是遇到“春寒”這個題目時，很自然地就產生了聯想。這件事也使我悟到，要讓筆底下能寫得好，隨時隨地要注意觀察和思考，平時積累素材，非常重要。通過這件事之後，黃先生更喜歡在課外多教我些東西了。
黃先生有一次主動要教我唱《牡丹亭》中“驚夢”一折中的兩段，我才知道黃先生會唱昆曲。她教我的兩段是“步步嬌”和“皂羅袍”。我至今還依稀記得這兩段的唱詞是：“嫋晴絲吹來閑庭院，搖漾春如線，停半晌，整花鈿。沒揣菱花，偷人半麵，迤逗的彩雲偏。步香閨怎便把全身現！”“原來姹紫嫣紅開遍，似這般都付與斷井頹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賞心樂事誰家院！朝飛暮卷，雲霞翠軒；雨絲風片，煙波畫船，錦屏人忒看的這韶光賤！”黃先生在教我這兩段唱詞的同時，也教了我中國古樂用的工尺譜，可惜我都沒有記牢，至今隻記得有“上、工、尺、四”等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