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此，各地方上繳稅銀或報銷開支，各部院動用錢糧和報銷經費，都要通過會考府會考（稽查核實），誰也做不了手腳。部院長官既無法貪汙，地方官員想通過花一點好處費，就把自己上麵的虧空全部賴掉，也成了不可能的事。墨吏們掩飾虧空應付檢查的主要方法，無非是這叁種：靠上司包庇、借錢糧充賬、花小費報銷。這叁條退路都被雍正堵死，他們也隻好認賬。但他們還有一個手腕，就是把貪汙說成是挪用。這是避重就輕之法。我們知道，錢糧的虧空，原來有兩個原因，即貪汙和挪用。雖然都犯了王法，但貪汙罪重，挪用罪輕。何況，挪用有時還是因公，比如緊急救災、臨時招待、應付上司等，屬“情有可原”。而曆朝曆代的做法，都是先查貪汙，後查挪用，這就給貪官留了空子。雍正對這一弊端了如指掌。他說：“借挪移之名，以掩其侵欺之實”，是貪官汙吏的一貫伎倆。如果“萬難掩飾”，便把數額多的說成是挪用，數額少的說成是貪汙，“為之脫其重罪”。結果，是“劣員無所畏懼，平時任意侵欺，預料將來被參（舉報），亦不過以挪移結案，不致傷及性命，皆視國法為具文，而虧空因之日多矣”。
雍正當然不能讓他們得逞，於是反其道而行之，先查挪用，後查貪汙。而且，在追補賠償時，先賠挪用部分，後賠貪汙部分，一分一厘都不能少。更重要的是，無論貪汙還是挪用，每一筆賬都要查清楚，不能混淆。這一下，貪官們最後一條退路也被堵死。現在雍正便可以“關門打狗”了。打的辦法也有三種：一罷官，二索賠，三抄家。
罷官是針對所謂“留任補虧”的。這也是曆朝曆代的老辦法，即查出虧空後，勒令該官在限期內補齊。但是，有哪個貪官會從自己身上挖肉下來填補虧空呢？必然是加緊盤剝百姓。正所謂“不取於民，將從何出？”結果，國庫是充盈了，百姓卻大吃苦頭。雍正要改革，既要國富，也要民強，不能讓貪官汙吏分文不損，平民百姓加重負擔。因此，他的對策，是先罷官，後索賠。一個被罷免的官員當然無法再魚肉百姓了，他們隻能自己掏腰包，自己出血。至於這些官員們是怎樣好不容易熬到那個官位的，雍正可不管。他的觀點是：“朕豈有惜此一貪吏之理乎？”索賠也不含糊。殺人償命，借債還錢，虧了國庫，豈有不賠之理？雍正下令，清查之中，無論涉及到什麼人，都決不寬貸。比如戶部查出虧空白銀二百五十萬兩。雍正責令戶部曆任尚書、侍郎、郎中、主事等官吏共同賠償一百五十萬兩，另外一百萬兩由戶部逐年償還。雍正自己的十二弟履郡王允祹因為主管過內務府，在追索虧空時，還不出錢，隻好將家中器物當街變賣。皇上至親尚且如此，還有哪個官員能夠賴賬。
雍正還規定，嚴禁任何人墊付或代賠。過去追贓時，常有下發和百姓代為清償的，而朝廷往往隻要能收回銀兩，也就不管錢從何來。然而雍正不以為然。他說，即使下屬州官縣官有富裕，也隻能用來造福地方，怎麼可以替貪官退贓？至於士民代賠，更是混賬。無非一是土豪劣紳勾結官府，想留下那貪官繼續執政；二是流氓惡棍趁機斂財，借替長官還債為名敲詐百姓。因此雍正明令不準。他的板子，必須結結實實地打在貪官汙吏的屁股上。這就不但要追賠，還要抄家。
元年八月，雍正采納了通政司官員錢以塏的建議：虧空官員一經查出，一麵嚴搜衙署，一麵行文原籍官員，將其家產查封，家人監控，追索已變賣的財物，杜絕其轉移藏匿贓銀的可能。贓官們的罪一經核實，就把他的家底抄個幹淨，連他們的親戚、子弟的家也不放過。雍正下令：“絲毫看不得向日情麵、眾從請托，務必嚴加議處。追到水盡山窮處，畢竟叫他子孫做個窮人，方符朕意。”此令一下，全國一片抄家聲，雍正也得了個“抄家皇帝”的封號，甚至連牌桌上都有了一種新打法：抄家和（親胡）。看來，贓官們真隻有“死路一條”了。可惜，在雍正時代，他們連“死路一條”都沒有。雍正的政策是：死了也不放過他！四年，廣東道員李濱、福建道員陶範，均因貪汙、受賄、虧空案被參而畏罪自殺。雍正下令，找他們的子弟、家人算賬！雍正指出，這些家夥自知罪大惡極自身難保，就想一死抵賴，犧牲性命保住財產，讓子孫後代享用。因為依照人之常情，殺人不過頭點地。人一死，再大的不是也一了百了。可惜雍正不吃這一套，也不管什麼常情不常情，罵名不罵名。他要做的事，一定要做到位，誰也別想有僥幸心理。不錯，反腐敗連死人都不放過，追窮寇一直追到閻王爺那裏，表麵上看起來是狠了一點。但在貪墨成風的年代，不下這樣一個狠心，就刹不住貪汙腐敗之風。事實證明，雍正這一係列政策和對策，確實沉重地打擊了貪官汙吏，帝國的吏治也為之一清，雍正反腐倡廉僅僅五年，國庫儲銀就由康熙末年的八百萬兩增至五千萬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