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趙力的回憶卻是從北京開始的。1969年的時候，他是北京新街口中學的一名學生，後來在1972年，他從雲南騰衝越境，加入緬甸遊擊隊。
在紅色知青旅的曆史上，北京知青一直是一個比較特殊的群體。他們掌握著其他人根本不了解的資訊和所謂對“革命理論的最終解釋權”，因為在他們參加革命之前，他們都已經在政治中心的氛圍內熏陶了多年，甚至在每一年的國慶節，他們都有可能在遊行隊伍的簇擁下穿過長安街，在天安門下揮舞紅旗，等待領袖的接見。
對於遊擊隊的戰士而言，這種地緣優勢帶來的政治權威根本不容置疑。於是在那支隊伍裏，趙力最終成為了一個政治符號——他被刻意包裝成一個文武雙全的英雄，一個將革命的真正涵義散播到東南亞密林之中的使者，到最後，趙力自己都驚奇的發現，他已經成為一個神話——在某天，他被組織叫過去談話，建議他加入緬甸共產黨，成為“最值得培養的接班人”之一，“但後來，發生了一個變故，革命不可避免的陷入失敗”。
我開始清醒起來。趙力讓我意識到，我終於將會走到那個所謂的“緬共謎團”——作為一個成熟的政治組織，緬共的出現幾乎和潰敗一樣的迅速，中間發生了什麼，估計隻有當事人才清楚。
趙力告訴我，最大的變化在於緬共也開始嚐試進行“文化大革命”——在西方學者進行的緬共曆史研究中，這場運動最終被定義為“大清洗”——趙力說，起因是越來越多的知青加入緬共遊擊隊後，本地革命者和這些外來者在革命手段和革命目的上產生了分歧。
而問題在於，中國知青是以革命傳播者的名義來到此地，很多人都認為他們是來指導革命而不是加入革命的——但對於緬甸共產黨中的本地人而言，這場革命毫無疑問是屬於自己的，這些“外地同誌”應該對他們進行無償的幫助，而不是試圖分享革命帶來的榮耀和地位。
這個分析在我後來接觸到的一個老緬共黨員時得到了證實，他現在長居昆明。他說，當本地人和外來者的分歧越來越大的時候，緬共中央委員會認為，必須要進行一場“整風”運動來統一思想。這個運動在不同的記錄中有不同的名字，但核心是一致的，“確定黨對戰爭的決定權，確定本地黨員對革命行動的主導權”，這就意味著，很多中國知青將喪失對某些隊伍的最終掌控，因為一旦無法在整風運動中過關，那麼，“修正主義分子”甚至是叛徒、內奸的定義將會成為清洗他們的工具。
趙力說，“我最後從‘接班人’變成了叛徒，但還好我沒有被殺掉。而有些戰友，從此之後再也沒有見到”。他摸了摸腰間的槍，然後罵了一句北京特有的髒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