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會有上中下三類馬
在田忌和齊王賽馬的故事中，雙方都有上中下三個檔次的馬存在，同時也會有三種策略的選擇方式：用上等馬對上等馬；用上等馬對中等馬：用上等馬對下等馬。
事實上，麵對要完成的某一項任務，或者與人談判要合作某項業務，或者是外交斡旋、軍事鬥爭，或者是體育競技，盡管有著各種條件、情況的製約，總還有策略選擇的餘地。像前麵我們說到的司馬懿包圍蜀地城池，司馬懿既可殺進城去，也可退軍，還可以按兵不動，觀察等待。
一般來說，策略大致都可以分成上策、中策和下策三個檔次。上策是最好的策略，實行起來總是對“我”的利大而對“敵”的害大。中策基本上是利害相當的策略。而下策的弊端較大，也許在執行的第一步還不明顯，但走下去就會進入死胡同。可以這樣說，幾乎沒有人是喜歡采用下策而不喜歡上策的，這當然是從理論上說的。而在現實生活中，在具體情況的製約下，就很難講了。或者是因為客觀條件的限製想用上策而不能如願；或者是領導者有了其他心思、其他掣肘而拋棄上策，選用較次甚至極差的策略。
還有一種情況是決策者與諫言者的角度不同，觀點不一，這個人認為的上策，另一個人看起來卻是個下策，結果，或是由著領導者來確定方略，或是采用一個集團的大多數人來投票表決的方式，但是這種投票是否真正能代表民意或的確選出來的是上策而不是下策，那隻有天知道了。
讓我們來看一看曹操兵臨荊襄之後的各方策略的運用吧！
劉表去世，劉表的繼夫人蔡氏聯合蔡瑁、張允等親信偽造遺言，讓她的兒子劉琮（其時才14歲）當上了荊州之主。這個時候，荊州掌控的兵馬有：馬軍五萬，水軍八萬，步軍十五萬，共二十八萬人，大小戰船七千餘艘，具有相當大的實力。曹操雖然率領了五十多萬人，其實用到前線的不過一二十萬，雙方力量相當。再加上江夏有大公子劉琦守衛，新野有劉備守衛，可以作為支援，荊州的實力是不可小覷的。如果再能聯合江東的孫權，全部的力量足可以同曹操一拚，那麼，荊州的劉琮是如何決策的呢？
從總體而言，麵對著強敵入侵，有三種決策可以供人們選擇：第一是抵抗（包括與各方麵的結盟）；第二是和談；第三是投降。讓我們看一看這個集團這時候的決策情況吧。
劉琮的兵到達襄陽，立刻召開了眾官員參加的對策會議，問大家該如何辦好。這時候一個官至東曹掾的傅巽站出來進言，認為隻有投降才是唯一的出路。
傅巽所以這樣考慮，他是把大公子劉琦在江夏、叔父劉備駐守在新野，都當成了可能威脅荊州的力量來評估的，這樣～來，敵方的力量被誇大了，就除了投降，沒有其他的選擇了。
而其他的幕僚，竟然都同傅巽意見一致，最後讓蔡夫人出來決策。這個本沒有什麼主見的婦人於是也附和大家的意見，因此這個14歲的小兒子（傀儡之主）便沒有任何自己主張地選擇了投降。
這就是說，蔡氏集團絕大部分成員把“投降”選定為他們的上策。
如果換了一個英明的軍師，像諸葛亮那樣，很可能把抗戰定為第一策略，也就是上策。
不過，平心而論，按照他們當時的情況，這種選擇還是算得上正確的。這是因為：
首先，大公子劉琦在劉表病重之時已被看做是劉琮要當主子的障礙，蔡氏集團極力想把劉琦除去。劉琦在情急之下隻得求教諸葛亮，找到了一個放任外地當官的逃跑辦法。現在這個同父異母的弟弟根本無視他的存在而篡奪了政權，他豈能受弟弟的控製？這種集團內部的巨大分歧，已不可能讓劉琦與劉琮兄弟同心合力去對抗曹操了。
其次，劉備是個有野心有抱負的梟雄，他想要創下一番偉業，必須有根據地，而荊州就是他想要得到的地方。盡管劉備打著仁義的幌子，聲稱不忍心奪取同宗劉表的地盤產業，但在蔡氏集團看來，他與曹操同樣的不可靠。
最後，劉琮上台本身就是一個陰謀。他是小兒子，又沒有得到劉表的遺詔，他接荊州之主位，名不正言不順。劉表之死、劉琮繼位等重大事件，本應當告知大公子劉琦的——父親病故，豈能不通知大兒子？結果卻做了封鎖性處理，這實在是做賊心虛。因此他們判斷一旦劉琦與劉備知道了真相，很可能興師問罪。這就是幕僚所說的“外患不寧”——有曹操入侵；“內憂將作”——劉琦與劉備要來爭權奪利。
在這樣的情況下，這場仗根本沒法打，打也沒有勝算。與其如此，不如投降曹操，既能保全荊她百姓，說不定還能保住劉琮的地位。
然而，最後的結果卻出人意料，劉琮手下的人幾乎都被曹操升了官，而他本人和母親蔡夫人卻被曹操暗殺了。
他們自認為的上策，對於劉琮和蔡夫人卻是最惡劣的一個下策。這是因為，人為刀俎，我為魚肉，一旦投降了敵人，就失去了人身自由，等同於任人宰割了。
而孫權呢？由於他比劉琮年長，生活的閱曆豐富，又手握實權，加上有魯肅、周瑜等人的提醒，他得出的結論是：投降對於他手下的大臣（像張昭這樣的人）而言不會有什麼損失，但對於像他這樣的頭頭腦腦來說卻是百害而無一利。因為根據曹操處事的記錄，他對於這些諸侯人物，總是千方百計地加以斬草除根的。所以孫權最後決定“抵抗”，而結果呢？他在與劉備的聯合中戰勝了曹操，保全了兄長留給他的這塊土地，保住了自己的地位。
我們在這裏等於說出了兩個觀點：第一，上策應當是抗戰，下策應當是投降，而劉琮卻選擇了下策，隻有孫權選擇了上策；第二，對於不同的人，同一策略的結局會因內外情況的不同而不同，旁觀者認為的上策，對當局者來說其結局卻可能是下策，劉琮的遭遇就是如此。
讓我們再添上另一個例子，就可以把這個問題說得更清楚。
隋朝末年，隋煬帝二次征高麗（今天的朝鮮半島），他動用了百萬大軍，勞師遠征，不但耗費了全國的倉庫儲備，也使老百姓苦不堪言，因此，百姓們鋌而走險，相聚為盜，國內開始發生動亂。
在第二次遠征隋煬帝的兵馬挺進到北方的時候，他的後院就不斷起事了。其中有個官員叫楊玄感，他是楚國公楊素的兒子，官拜禮部尚書，到黎陽督運糧草的時候，就開始謀反。那個後來成了瓦崗寨頭頭的李密，正好成了他的謀士。楊玄感起事，也像劉備那樣，當局者迷，不知道下一步該怎樣辦，便請教李密。
李密對他說道：“上策是，皇帝遠征高麗，我們可以到北方的薊地（今天的河北、北京一帶）去斷他的後路，他如果回軍，高麗也會從屁股後麵襲擊它，結果是皇帝軍隊的糧草用盡，人心必變，最後達到整個部隊的潰散。”
楊玄感問道：“那麼中策是什麼呢？”
李密介紹的中策是向西打到長安去（這時隋朝的都城在河南洛陽）。等隋煬帝回軍時，還要多走不少的路才能打到長安，那個時候楊玄感在關中據守，那裏地勢險要，進可攻，退可守，攻守自如。
楊玄感再問：“下策是什麼？”
李密又說道：“那就是進攻眼前的洛陽了。但是洛陽城特別堅固，要是一兩個月打不下來，隋煬帝一回兵，雙方裏外夾攻，就進退無門，隻有死路一條，除非你乘天子沒有回兵就能夠攻下洛陽。”
這裏需要解釋的是，隋朝有兩個都城，一個為東都洛陽，另一個是西都長安。李密給楊玄感出的計策是：第一方案也就是上策，是挺進到河北一帶，從屁股後麵擊打隋煬帝的遠征軍；中策是西占長安；而最下策是攻打洛陽。李密的意見從客觀上來說，是走最遠的路徑是上策，走次遠的路徑成為中策，而走得最近的卻成了下策。因為黎陽離洛陽最近。
李密的這種想法無疑是對的，而且他這次的出謀劃策水平並不比諸葛亮差。洛陽盡管距黎陽很近，卻有極其堅固的城池，而且守衛京城的軍隊也是很精銳的，如若楊玄感數月攻不下來，等隋煬帝一回師，或者被其他勤王軍、起義軍一個反包圍，他隻有失敗的份兒。
但是楊玄感並沒有聽從他的意見，他認為李密的下策反倒是一個上策。
楊玄感這樣告訴李密：“隋煬帝和百官的家屬都在東都，如果我們一舉攻下東都，那麼這先聲奪人的一舉必然會震懾天子的軍隊，讓他們不寒而栗，不戰自垮；要是冒險到薊州的北方之地去，因為路程太遠，說不定我們成了一支孤軍：要說西去打長安，你讜沿途小地方小城市都不占，那我如何示威天下？所以，你所說的上策我認為是下策，你所說的下策我反而看好，認為是上策。”
這樣，他就沒有聽從李密的話，自作主張地決定去攻打洛陽。
結果如李密所料，楊玄感打的是消耗戰，幾經苦戰，不能攻克，等隋煬帝回兵，楊玄感隻得逃跑。在被人緊追不舍、逃無可逃之際，又不願受人辱殺，就叫他的弟弟積善將他一刀砍了。而李密看到這個豎子不足與謀，也乘機逃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