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書是我從１９７８到２００８年這三十年的一個文字結集。按照稿約的要求，盡量避免了“苦澀冷僻的內容”，也少選不太好讀的學術論文，而是想盡量反映我從事思想學術工作後麵的一些心路曆程。下麵就是編選這本書的一些基本考慮。
我把從１９７８至１９８２年的頭五年放到了一起，那還是一個在學界之外的“學徒時期”。這四年我每年選擇了一則日記；讀者或還可從《四個女孩》這篇散文看到當時我是從什麼年代和環境裏走出來的，以及心底一種憂傷的同情；而《給洋溢的生命力一個適當的出口》這篇未刊稿則表現了一個年輕人洋溢的生命熱情和自我警醒。１９８３年的《試析薩特的自由本體論》是我第一篇發表的論文，雖然不太好讀，也還是有意放到這裏，以紀念我由此走上了一條學術之路。１９８４年我考上了北京的研究生，但家還在南方，《列車上》反映了當時奔波兩地之間的一些思緒。
１９８５年開始的《都市散步》則是更惶惑或許也更深入的一些思考。１９８６到１９８８年的三篇文字，表達了我對心儀的幾位哲人的仰慕，他們除了嚴格意義上的哲學，又還有宗教和文學的維度。那也是一個我比較專注於西學的時期，但我對自己從事的專業——倫理學領域和體係的獨立思考也漸漸有些眉目，這見於我在１９８９年初發表的“提供一份草圖”一文。
１９９０年和１９９１年是寂寞的兩年，我轉向中國的曆史和古典的心靈。１９９２年寫作的《螞蟻的寓言》描述了一個人一生的某種困境。１９９３年社會又開始熱鬧起來了，這回是熱市場經濟。《我們什麼時候有了一個海？》就是想描述和分析這一現象。當年秋天我去哈佛訪學，年底寫的《山中日記》展示了我對西方基督教文化的一些感受。１９９５到１９９６年我專注於寫作解釋中國三千年社會結構演變的兩本書，解釋傳統中國如何從世襲社會演變到選舉社會。１９９７年發表的《一種普遍主義的底線倫理學》則是對我１９９４年出版的《良心論》的一個解讀，就此我也提出了“底線倫理”的概念。１９９８年我花了一段時間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１９９９年就臨近新世紀的門檻了。２０００年冬天我去南極，在那裏寫了一些散文和隨感，現選了其中的兩篇。
２００１年我編了有關“公民不服從”的一本書。２００２年羅爾斯去世，我寫了《羅爾斯的思想遺產》，以紀念因翻譯《正義論》而和他的思想結緣。２００３年寫了一篇時評，關注孫誌剛之死，同時也開始關注國際政治的倫理，而無論國內國外，我最優先關注的都是保存生命的原則。這種對時政的觀察和評論在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年開始比較集中地形成文字，這兩年僅在《新京報》就發表了五十篇時評。
同時我也在考慮道德哲學的一些基本問題，這類思考可見於《道德哲學的可能性與限度》等文。２００７年我主編“大家西學”三十種，其發願和宗旨可參見“觀念的力量”這篇總序。２００８年則寫了一些有關２０世紀心靈史的一些文字。
最後在“附錄”中有一篇在１９９７年發表的我對自己學術工作的一個回顧和自省。
這三十年中國的社會政治和經濟體製，以及人們的日常生活雖然變化巨大，時常讓人覺得眼花繚亂、目不暇接，但至少社會和個人還是相當平安，沒有戰爭和大的內亂外患，變化也多是積極的，中國正在相當程度上趨近了近代先賢所抱的“富強”夢想，人們的物質生活得到了相當大的改善，向世界開放的文化和知識生活也早就走出了再往前的三十年的禁錮狀態，這就要相當感激上蒼了。
至於反省自己在這三十年裏扮演的角色，覺得無論是在思想啟蒙、政治改革還是經濟大潮中，我都不是一個中心的弄潮兒，而基本上是一個處在邊緣的旁觀者，當然還是一個心裏有承擔、行動有努力的旁觀者，不會完全冷眼，但的確總是與眾人矚目的聚焦點保持一段距離。這可能也就是一個學者的恰當地位，但即便從學者的身份來說，我也覺得自己越來越回歸到一個傳統的讀書人，而不是一個能與國際接軌的現代新型學者，如果說還是受了時代的一些影響的話，那就是有了更多的反省意識。在思想上，我想我主要是一個提問者，我更願意提出問題而不是解答問題。
俗話說，“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這世界還會有什麼大的變化？甚至會不會有根本的轉折？我無法預言，但或希望這以後的三十年能稍稍放慢一些變化的速率，以便給人們留出比較從容思考和選擇的時間。這當然隻是我個人私下的願望，與滾滾的“曆史洪流”無關。
２００９年２月２７日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