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有著悠久的曆史、燦爛的文化和素重教育的優良傳統。我們的祖先很早就懂得“建國君民，教學為先”的道理，商周時代便有國學、鄉學之設，自漢代起更是官學與私學並興，教化與教育並重。正如英國的韋爾斯在《世界史綱》一書中所說，當西方的羅馬帝國尚不明白教化人民的重要性時，漢朝的皇帝已經在中國建立起統一的學校教育製度。這種統一的學校教育製度，曆經唐、宋、元、明、清各朝，逐漸形成了官學、私學和書院平行發展的格局，並且從中央到地方，進而向鄉村地區不斷地推進。中國古代的學校教育以設置早、規模大、辦學經驗豐富在世界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隋唐確立的科舉製度因采用公開考試的方式選拔人才，不僅以其相對的公正性體現出極強的生命力，也為周邊國家甚至西方國家所借鑒和仿效。在中國的傳統思想中，孔子奠定的儒家學說占有突出的地位，教育領域也不例外。自漢武帝實行獨尊儒術的文教政策後，幾乎任何一個封建王朝均沿襲奉行，其間雖一度有佛教和道教的影響，但始終未能動搖儒學的正統地位。儒家的經學是曆代封建社會學校教育的基本內容，尊孔讀經是中國傳統教育最重要的特征。毋庸置疑，以倫理道德為本位的儒家教育思想是封建社會政治、經濟在教育上的反映，它關注的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強調的是人學，而對自然科學和社會生產的發展卻不予重視。因而，儒家教育思想固然在維係傳統社會和弘揚民族精神方麵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同時也為社會進步和民族發展設置了不小的障礙。
1840年鴉片戰爭之後，當古老中國的封閉大門被西方列強用堅船利炮無情地轟開時，中華民族被迫遭遇“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麵臨著前所未有的危機和挑戰。鴉片戰爭對中國社會的深刻影響，不僅僅在於使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成為世界殖民擴張、資本擴張的犧牲品，而且還是地球上兩種不同的社會製度、兩種不同的文明的碰撞和衝突，這正是中國傳統教育蹣跚起步，開始踏上現代化曆程的曆史語境。中國近代教育的啟動及走過的百年曆程，從本質上言，是一個不斷趨向現代化的過程，即與幾千年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和封建專製政體相適應的傳統教育，逐步向與近代大工業生產和資本主義發展相適應的新式教育轉型的曆史過程。這一過程在伴隨著向西方學習、努力趕上世界教育先進水平的同時，亦必然要麵臨對自身教育傳統的反思、批判、揚棄和轉化。而這一過程中，中國悠久的教育曆史和傳統既是寶貴的財富，也是沉重的包袱，兩種異質教育間的對話和融合，由於侵略和反侵略，由於愛國和民族性的堅守，更加充滿了複雜和艱辛。與此相關，考察中國近代教育也要從教育發展自身的角度關注基本矛盾的衝突和製衡，即在教育發展進程中，不斷以“鍾擺現象”呈現的教育公平與教育效率何者為先，教育目的上的發展論與工具論，以及教育內容上的科學主義與人文主義。這三對基本矛盾的衝突和製衡，是推動世界教育理論和教育改革實踐發展的內在動力，是各種學說、流派紛呈，各種實驗、運動風起雲湧的內在誘因。
從根本上看，這三對矛盾不存在終結的時候，隻是在不同的曆史時期，矛盾的主要方麵呈現的側重點、形式等不同而已。認識到這一點，有利於我們在紛繁複雜的曆史過程和曆史現象麵前，抓住主要問題，把握發展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