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是從教育戰線開刀的。１９６６年5月始，寧波各級各類學校陸續停課“鬧革命”，一批半工(農)半讀學校、成人學校停辦，大多數學生和許多教職員工都被卷入了運動，各級教育行政部門和學校黨政領導機構也癱瘓了，學校陷於混亂狀態。
一、停課“鬧革命”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北京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五一六通知》)。該《通知》明確指出：“高舉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大旗，徹底揭露那些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清洗混進黨裏、政府裏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由此，揭開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五一六通知》發布之初，寧波市教育係統就組織學校骨幹學習中央決定。6月13日，市委向寧波五中派遣“文革”工作組。至8月，陸續派出四批工作組，進駐老市區101所中小學。時寧波五中等若幹學校已經停止學業。8月21日，寧波五中首先成立“紅衛兵”組織，並旋即席卷全市學校。與此同時，來自北京的“六高校”來到寧波搞串聯，使得原來“散兵遊勇”式的紅衛兵組織一下子成了規模。8月下旬，“紅衛兵”組織開始上街掃“四舊”(舊思想、舊風俗、舊文化、舊習慣)，其間，很多文物、古跡、文獻、古籍遭到破壞。９月起，全市各中小學、各級各類職業學校和師範學校普遍停課“鬧革命”，大批“紅衛兵”奔向北京，或去各城市“串聯”。首批去北京“大串聯”的是9月2日市青年中學的50餘名師生。
至此，寧波的“文化大革命”可謂全麵鋪開。學生紅衛兵上街掃“四舊”，揪鬥“走資派”和“反動學術權威”，並開展大串聯，鬥爭的鋒芒開始直指社會。例如，9月4日，寧波一中“紅衛兵”40餘人，“押著”校長遊行至中共寧波市委機關，要揪出所謂的“黑後台”。當時，遭到市委機關幹部的抵製。此後，不少學校領導和教師遭到批鬥。在這種形勢下，學校的教學秩序和社會秩序都相當混亂，而且，在武鬥中，人民的生命、國家的財產均有重大損失，其影響極為惡劣。
二、複課“鬧革命”
1967年2月始，中央提出複課“鬧革命”的問題。於是，寧波各校外出串聯的師生基本返校。時市革委會1967年3月14日，寧波專區、寧波市革命委員會成立，取代黨政領導機構。要求學校動員師生複課“鬧革命”，學習內容以毛主席語錄和毛主席著作為主。例如，4月，寧波五中複課，並成立“五七公社”。這一時期，寧波各校在“一月風暴”“一月風暴”是指1967年1月，上海的“造反派”在江青、張春橋的指使下掀起的一場“奪權”風暴。的影響下，紛紛舉起造反的旗幟，這些紅衛兵組織在學校奪取黨政大權後，一方麵在學校繼續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打擊各級領導幹部和教師；另一方麵，他們繼續殺向社會，介入社會上的“打、砸、搶”活動。同時，在這造反和奪權過程中，由於各紅衛兵組織意見的不一致，開始分裂為若幹相互對立的組織和集團，從而形成派係鬥爭，挑起武鬥。例如，3月下旬，寧波專區、市革委會就受到群眾組織衝擊垮台。另外，在教育問題上，寧波市開始了一場所謂的“教育革命”。
三、向學校派駐“工宣隊”和“貧宣隊”
早在“工宣隊”進駐學校之前，就有“軍宣隊”派駐學校。如1967年2月，“軍宣隊”進駐寧波五中，實行軍訓。後來，隨著“教育革命”的展開，“工宣隊”開始作為學校日常工作管理機構進駐學校。１９６９年3月6日，市革委會(1969年1月30日，重新成立)派出第一批“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簡稱“工宣隊”)進駐城鎮，同期，組織“貧下中農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簡稱“貧宣隊”)進駐農村中小學，實行“工人階級領導”和“貧下中農管理”。6月和8月，又分別派出兩批“工宣隊”，分別進駐老市區中小學。是年，郊區和各縣農村公辦小學下放到人民公社、生產大隊接辦，公辦小學教師回原籍任教，教師工資實行工分加補貼。
四、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
時至1969年，“文化大革命”運動需要解決一個很棘手的社會問題，即66、67、68三屆中學生(俗稱“老三屆”)。由於大學不招生，工廠不招工，商業和其他服務業也處於停滯狀態，整個社會缺乏容納崗位，致使上萬名初高中畢業生成為“無業遊民”。對此，毛澤東於1968年12月發出號召：“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說服城裏幹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去，來一個動員。各地農村的同誌應當歡迎他們去。”於是，寧波很快掀起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熱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