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來，我感覺金庸的武俠，從《紅樓夢》那裏所獲取的營養，要遠遠大於《水滸》。有人預言，金庸武俠很可能會擁有同《水滸》一樣的命運，在若幹年後將被追認為經典。我對這個說法基本持懷疑態度，《水滸》是真正意義上的俗文學，它所具備的原生態的生命力是金庸所從來不曾夢見的。如果金庸最終能在所謂的“文學殿堂”裏占據一席之地的話，那也隻能是因為他在將武俠“文人化”方麵所做的努力，而和草根的力量大抵無關。
相比金庸而言，古龍顯得單純。一個將女人掛在嘴邊的人不會了解女人，古龍是的；一個將人性掛在嘴邊的人更加不會了解人性，古龍仍然是的。當然作為通俗小說而言，這不能算是缺陷，畢竟讀者多數時候喜歡看到的，不是洞若觀火的了解，而是一種符合自我預期的誤解。或者也可以這麼說，當你想寫一本通俗小說的時候，你要懂得的不是你的讀者的真相，而是你的讀者的幻覺。
但古龍小說裏那種不加節製的煽情是我無論如何不會有的。有時我想，這種煽情也許正是很多讀者喜歡的。比如《英雄無淚》，這是古龍少有的打動我的兩部作品之一（另一部是《歡樂英雄》）。司馬的命運帶著荒誕的酸楚，那是一種在妓女體內射精後的空虛感。當司馬和朱猛末路相逢之後，如果是我，會毫不猶豫地選擇最不加渲染的寫法。這個時候的故事，就像是一個老邁弓手的指骨，凸起的骨節中仍然保持著強硬的記憶，簡約的力量油然而生。
當看到古龍在這裏又開始大段大段的煽情的時候，我當即把小說丟開，隨便找了個朋友大罵了一氣。不過後來我多次發現有人熱愛這些煽情的段落。不錯，對我們的很多讀者，騷是要發出來的。
在寫通俗小說的時候，讀者是唯一的上帝。任何純文學作家的高貴說辭在這裏都是無效的。不過當我試圖也煽上一把的時候，立即產生了很惡劣的生理反應。這說明文學訓練還是對我造成了限製，我對抒情性的接受底線，大概放在雨果那裏（對很多現代人而言，這個底線絕對是過於寬鬆了）。小說裏，大氣磅礴的力量才是抒情的本錢，不然還是幹脆填詞去算了。不過對很多讀者而言，《巴黎聖母院》可能除了嚴肅沉重，已經沒有什麼了。
回到陰謀上來，在西方是很純粹的通俗故事，到中國來就可能包裹上了品位的外衣。連閱讀福爾摩斯都可能意味著某種修養，更不用說A.克裏斯蒂了——嗯，確實也有很多人說過，在波洛開始分析案情之前，克裏斯蒂的故事是冗長的。
這時我想起了溫瑞安的《說英雄誰是英雄》。盡管這部小說顛三倒四自相矛盾的地方太多，但是他確實提供了一個金庸也隻是隱約涉足的方向。
小說的開篇，金風細雨樓與六分半堂的爭鬥集中了小說的全部火力。然後，開始的英雄們一個一個死了，筆勢蔓延開來，原來江湖那麼大，高人那麼多，眼前的事，就算爭出個結果又如何？然而，還是要爭，每一個人，最大的野心都和最小的生存權糾結在一起。直到最後，我們也不知道溫的江湖有多麼大，就像我們其實不知道世界有多麼大一樣。
最傑出的江湖人在江湖麵前仍然顯得渺小，在江湖麵前再渺小的江湖人，也仍然有他不可取代的意義。這才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真意。
我出生的那一年，金庸在《鹿鼎記》的後記中說，韋小寶剝奪了許多讀者代入的快感，他為此感到抱歉。那時的他還不夠有遠見——其實韋爵爺更適合很多現在的讀者的代入。這方麵，倒是溫瑞安找到了更直接有效的法子。你可以代入，但是你代入了也不會有控禦一切的快感，即使是古龍式的“快樂並痛著”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