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酒是有感情的。否則我幹嘛要寫這篇文章呢？在大風起兮的北京城裏，喝二鍋頭，讀聖賢書一構成我整個青春的忠實寫照。紅星牌二鍋頭，漲價前每瓶隻值二塊四毛錢，它就和老舍的小說一樣，是我印象中北京的平民生活，是我心目中平民化的北京。老北京。正宗的老北京。喝二鍋頭要選擇地點，要在陳舊低矮的老式四合院裏，才能品出滄桑的感覺；若是在髙樓上、在燈火通明的星級飯店裏喝，味道就變了。姿態也顯得做作。我在北京寫下了五大本詩，那牆腳處一大排空酒瓶子就是證明。醉臥長安，醉臥在長安街上一我是李白的遠房親戚。二鍋頭幫我找到了家(它像一位駱駝祥子式的人力車夫攙扶著我），找到了詩歌的老家：院子裏有兩棵樹，一棵是棗樹，另一棵還是棗樹……二鍋頭是親切的、笨拙的甚至俗俚的。像一位老車夫的名字。但是對於我的詩歌來說，它一點不比洋派十足的人頭馬遜色。
我最向往的城市是西安。我夢見過西安，也去過西安。我去過西安，是在無數次夢見它之後。我在西安最大的收獲是喝到了當地特產的稠酒：糯米釀製，色澤乳白，微甜，需裝進銅壺在爐上溫了喝，滿屋噴香。據說漢唐時飲用的都是這種粗糙、渾樸、未經再加工的米酒。也就是說，李白喝的也是這種古老的酒。或者說得更玄妙點，這種酒正是李白寫詩的助手。不斷深化的聯想使我激動起來。窗外的鬆濤如同一位仙風道骨的老者對我耳語：將進酒、杯莫停……哦，這唐朝的鬆濤！
酒使文人忘掉了許多事情，也記住了許多事情。我去城南的蒲黃榆采訪汪曾棋，聽他說起半個世紀前和沈從文的師生情誼。他沒回憶更多，隻吐露了一次喝酒的經曆。這個細節後來被他寫在《沈從文先生在西南聯大》的結尾處：“有一次我和他上街閑逛，到玉溪街，他在一個米線攤上要了一盤涼雞，還到附近茶館裏借了一個蓋碗，打了一碗酒。他用碗蓋子喝了一點，其餘的都叫我一個人喝了。”然後他感歎一聲，“沈先生在西南聯大是年到年。一晃，四十多年了！”文章便完了。四十多年了，他還記得沈先生點的下酒菜。四十多年了，那碗酒還供奉在他的記憶裏，碗是滿的。尾聲：
我肉體裏有一小塊幹渴的土地，隻有酒才能滋潤它。它就在我胸膛裏的最深處，巴掌大的一塊農田，卻像經曆了持久的烈日暴曬似的，布滿縱橫的裂紋。我昕見一群孩子刺開枯焦的嘴唇，呻吟著，嘶喊著：“渴！渴！”你說我怎能拒絕那黑暗中的請求呢？滿足它簡直等於滿足了世界。
這是我身體裏永難磨滅的傷口，男人普遍的傷口。這是一場看不見的內戰，我不得不對自己妥協。當某位男人手持酒瓶晃悠晃悠地踱過燈火輝煌的街道，有誰會想到他是治療創痛呢？受傷的男人，借助於古老的藥劑，而獲得陶醉。我一會兒是鬥酒詩百篇的李白，一會兒是三碗不過崗的武鬆。隱秘的酒，改變著我的身份。
我簡直以祈雨的心情，守望生命的狂歡。我內心的田畝，烏雲密布。節日的冰山永遠漂浮在杯中，我振臂高呼，我望風披靡。將進酒，杯莫停，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渴！永遠地渴！這是我的陣痛，這是我的心病。誰能把我內心的皺紋撫平？
血濃於水，酒又使熱血沸騰。這掌心上的盛宴，這血管裏的火刑，使我重於泰山，使我輕於鴻毛。葡萄美酒夜光杯，兩岸猿聲啼不住，構成我命運的上遊。難怪我舉杯的動作，簡直等於向生活致敬的儀式。肉體啊精抻啊世界啊，我是愛你的。我渴！我要！酒過三巡，我已非我。非我即真我。一隻無形的手，解開我的鈕扣，脫下我的外套，暴露出赤子的情懷。酒使我清醒，使我清醒地看見：肉體是一件外套，世界是一件外套，統統滾一邊去吧。酒桌是我的課桌，拍案叫絕。酒杯是我的課本，一目十行。我才飲長沙水，又食武昌魚，朝發白帝彩雲間，千裏江陵一日還。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
男人飲酒，喜歡尋找對手。酒量是男人精神上的海拔，一覽眾山小。拔劍四顧心茫然，花間獨酌，明月是對手，世界是對手。將進酒，杯莫停，推金山，倒玉柱，對酒當歌，人生幾何？
飲酒的男人，分為酒仙與酒鬼。酒仙可敬，酒鬼可愛。酒仙的寶葫蘆，酒鬼的紅鼻頭。酒仙是陽春白雪，酒鬼是下裏巴人，大雅大俗，殊途同歸。前者有天子呼來不上船的李太白，後者有醉打山門的魯智深。夢鄉裏的造反，醒來後被招安。有酒相助，即使不能羽化登仙，做個彈鋏而歌的酒鬼也不失為自由。飲酒時才知道：做人最累！做人真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