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日本發動了“九·一八”事變。
沉屙在身的老大中國終於禁不住發出了民族危機的呐喊，從此揭開了長達十餘年抗日救亡運動的帷幕。現在距離“九一八”整整過去了八十三周年，但世界波詭雲譎，戰爭的血腥仍然沒有完全消散。
動筆寫這部作品時，遙遠的敘利亞正在戰火中生靈塗炭，你經常能從電視上看見年輕英俊的庫爾德小夥子坐在卡車上，穿梭在硝煙裏，手中揮舞著武器。
怎樣才能和平？這是很多人都在思考的問題。
關於《僧兵》我想囉嗦兩句。它不像讀者看到的那樣的通俗和傳奇，有一種對戰爭和曆史思考的意味兒。
小說的主人公是一個出家人，當告別師父下山的時候，紅塵的繩索一下將他緊緊攫住。作為特定的主人公，無疑要經曆世間凡夫經而未經的故事，家仇國恨像毛發斷而不絕。與其相對的宮本是一個狂熱的軍人，天皇賦予了他的靈魂，最後卻又交給了宗教。從這個層麵上來講，宗教是否就能泯滅人類的仇恨與戰火？作品中的兩個美女主人公，最後都走向冰冷的死亡。人物的結局有的固定了下來，有的卻充滿變數，把更大的空間留給大家。
在寫這篇小說時，我感覺很不輕鬆。工作之餘，常常將自己關在房裏，任由故事的脈絡在腦海裏盤桓。我深深感受到了創作的艱辛和磨難。
春天以後，窗外的世界開始動蕩，天空變得清亮起來。我幾次丟下筆到山坳裏呼吸久違的空氣，但最終又不得不懊喪地坐回電腦前。事實上，我對自己這種大大咧咧、磕磕絆絆的寫作方式不以為然。就像寫作之餘，去同一扇店麵吃八元前的拌麵，乏善可陳。
窗外的樟樹日漸蔥蘢的時候，我終於敲下了小說的最後一個字。高興之餘，頗為惶恐。因為一切還懸而未解。許多作家對於藝術的見解是一廂情願的，而這樣往往會造成兩種結果，或者在困境中悟道，尋得光明，或者繼續摸索。
事實上一篇小說不可能講好很多故事，如果讀者一定要將這篇小說當作一個純粹的傳奇故事，我也會樂觀其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