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爾蘭人在商業競爭方麵很少有什麼作為。盡管波士頓市愛爾蘭人的收入，在1909年比該市的猶太人的收入要高，但猶太商人的比例確實高出愛爾蘭人9倍，雖說這些商人許多都屬小攤小販之類。身處困境的第一代愛爾蘭移民，往往替人做家傭或充當吃力而非熟練的勞工，猶太人卻另辟蹊徑，所找的工作雖然也是低級的，但卻有利於他們掌握一種技術或學會日後獨立經營的本領。意大利人也比愛爾蘭人更熱衷於經商。即便在愛爾蘭人大權獨攬的波士頓，直到1929年，愛爾蘭人始終未能在該市商會占據任何重要的位置。
當然也有若幹由愛爾蘭人創辦的企業十分興旺發達，比如格雷斯輪船公司就是一例。美籍愛爾蘭人還發明了奧薩利文鞋跟和供鐵路使用的防風燈。但是，愛爾蘭人最內行的“生意，通常還是搞金融，比如開辦銀行，這裏強調個人素質，強調能協調利益衝突，還少不了政治的介入”。酒吧和沙龍也是需要善於和人打交道的行業，所以愛爾蘭人在這方麵的生意也做得蒸蒸日上。但大體上說來，“愛爾蘭人在科學和發明領域裏，實在乏善可陳”。
愛爾蘭人得心應手的領域，和愛爾蘭大眾打得開的渠道，通常都是既不需要商業拚搏精神，也用不著學術造詣的行當。商業精神和學術造詣，二者皆與他們當年在祖籍國愛爾蘭時的曆史無緣，他們來美後在這兩方麵也沒有什麼突出的建樹。古代凱爾特文化是“敵視讀書人的”，在歐洲主要國家當中，唯獨愛爾蘭沒能在中世紀建立起一所大學。甚至一個同情愛爾蘭的曆史學家也承認，愛爾蘭人“幾乎沒有思想傳統”。在這種背景下，人們也許就不會感到奇怪，為什麼在20世紀早期，紐約的愛爾蘭人子弟讀完中學的，連猶太人或德國人子弟的1%都不到。這時期，愛爾蘭人不管在經濟上還是在政治上，其地位決不在猶太人之下。這種差別也不是一個“能力”問題，因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愛爾蘭裔士兵在智力測驗中得分遠高於猶太裔士兵。問題隻是這兩種文化世代以來對教育重要性的看法有所不同。此種文化上的差別，顯然比眼前的客觀條件具有更大的影響。就眼前的客觀條件而言，這時候的愛爾蘭人比起猶太人在各方麵都來得優越。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波士頓的愛爾蘭人比猶太人有較高的收入，家庭需要養活的人口少，識字率也高，還不算在政治上能呼風喚雨。就是在1950年，愛爾蘭移民在教育方麵，條件仍比猶太人的要好，但猶太移民子女升入大學的人數，卻是愛爾蘭移民子女升入大學人數的兩倍多。
許多美籍愛爾蘭人是體育界和娛樂圈的尖子（此種模式，後來在家貧而又缺乏思想文化和商業競爭傳統的其他種族群體中，也反複出現過）。備受崇拜的演員有跨越19世紀和20世紀兩個世紀的泰倫·鮑華父子，著名的歌唱家約翰·麥考邁克、賓·克勞斯比等。明星運動員約翰·L·薩利文、約翰·J·麥克勞、基恩·塔尼和“基潑”等，不勝枚舉。愛爾蘭人在體育方麵拿手的隻是某一些運動項目，比如拳擊、棒球和田徑，但在遊泳和摔跤方麵就不那麼在行了。愛爾蘭人在體育項目上這種工於此拙於彼的狀況，後來又重現在黑人運動員身上。在19世紀，通常一提起拳擊，誰也不會懷疑重量級冠軍是非愛爾蘭人莫屬，傑克·吉爾蘭、約翰·L·薩利文和“紳士吉姆”·考爾伯特就是這樣一些威震四方的拳王。在20世紀，美籍愛爾蘭重量級拳王包括傑克·敦普塞和吉恩·塔尼，最後一位是詹姆士·J·布萊道克，自他輸給喬·路易斯之後，愛爾蘭人獨霸拳壇的局麵就此結束，讓位給其他種族了。早期美籍愛爾蘭人在拳擊和棒球方麵如此出類拔萃，以致其他種族的拳擊和棒球運動員常常給自己冠上愛爾蘭的姓氏，以便揚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