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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初，性本善，習相近，性相遠……”這是三字經裏的內容。“天地玄黃，宇宙洪荒……”這是千字文裏的內容。
經過儒家文化的長期浸淫，中國文化裏，已經滲滿了儒家文化的內容。儒家文化，雖然在鞏固封建統治方麵頗有建樹，但另一方麵，它就象是********一樣，慢慢的將中國文化中的尚武精神，徹底的閹割掉了。
從漢到唐，尚武精神就開始慢慢的消失。而到了兩宋的時候，尚武精神就完全的被消滅了，中國人變得軟弱怯戰，脆弱不堪，後來竟然先被金，後被元兩次滅國，“崖山之後無中國”，不能不說，與宋朝程朱理學不無關係。
到了明朝朱家王朝的時候，出身底層的皇帝朱元璋，已經連“外儒內法”都不相信了，他決意拋棄儒家治國，不行儒家所謂的“仁政”，而是創造了一套利用宦官和特務互相製約的辦法，來進行一種徹底的“法治”。
可是這樣的法治，最後也失敗了。而且沒有了儒家思想的支持，朱明王朝最後，以一種極不體麵的方式結束了：大明最後一任皇帝，在闖王兵臨城下的時候，敲響了景陽鍾，滿城軍民，竟然沒有一個人肯來助他，於是，他隻好一個人孤零零的吊死在煤山上了。
反觀在大明王朝之前的宋朝，雖然末代皇帝蹈海而死，隨從赴死的，卻有軍民十餘萬人，與明朝皇室誰優誰劣，治國需要不需要儒家文化，那卻也難說得很。
然而對於尚武精神來說，儒家文化是徹頭徹尾的********。前麵說過，儒家文化，其實並非憑空創造出來的，而是在中國原始的農耕文化中，總結出來的。
世界上的文明對立，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在幾千年的時間裏，都是農耕文化和遊牧文化的對立，中國也不例外。
從炎黃二帝奠定了漢族的基礎之後，就一直麵臨著遊牧民族的威脅。
曆史上對秦始皇帝和漢武帝的評價，很多人認為是功過過半。可實際上，如果不是漢武帝徹底的驅逐了匈奴人（當然，有很大一部分跑去禍害歐洲了，嘿嘿），而任由遊牧民族勢力發展壯大的話，說不定在三國時候，匈奴人已經席卷中國，入主中原了。
而宋朝的時候，倘若有一個強有力的皇帝，能夠把遼人和西夏人打敗，不需要將其徹底消滅，隻需要抑製它們的發展，恐怕中國也不會落得個“崖山之後無中國”，先後被元、清兩個遊牧民族入侵中國。
最讓人惡心的是滿清入侵中國後，許多儒者還替滿清辯護，說是滿清並非如同孟子說的“夷狄之有君，不如華夏之無也”，而是和大禹一樣，乃是“夷狄之人為華夏之君”，替大**********的滿清統治者臉上貼金。
儒家文化，正是中國文化的代表，中國太大了，既產生民族英雄，也產生魯迅筆下那種冷漠的看客，更產生大批的漢奸二鬼子賣國賊。
但在日本入侵中國的戰爭中，雖然我們極其痛恨小鬼子，但也不得不驚歎於日本軍人的精銳，日本鬼子悍不畏死、極少投降的行為。
不管什麼時候，如果中國的民族精神一直能象日本侵略中國時那樣堅定，恐怕日本人也不可能侵入中國，當然，金元滿清就更不用提了。
以史為鏡，可以知興衰。象日本關東軍那樣的部隊，其實是每個治國者都夢想擁有的，想想人家小小的日本，竟然可以侵略中國達八年之久，更在中國大陸和太平洋上兩線作戰，真真教人感覺不可思議。
而構建日本軍隊的兩個根本支柱，就是對“天皇”的忠誠和“武士道”精神。
日本人對天皇陛下的忠誠，甚至可以說是狂熱的，遠遠超過了我國曆朝曆代百姓對皇帝的忠誠度。這種行為導致的結果有好有好壞，但說起來，儒家文化的“中庸之道”，卻正是治療這種狂熱疾患的良藥。
如今，劉常滿已經消滅了日本的天皇傳承，然而如果日本民族仍然具有那種偏執狂般的狂熱精神，它不耽誤再產生什麼“地皇”“泰皇”“八岐大皇”之類的鬼東西，所以，一定得有一種文化因素，來將它的這種狂熱精神給中和了。
而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其實也是這種狂熱偏執的另外一個方麵的體現。每每在電視上看到日本人動不動就剖腹自殺，劉常滿就覺得非常恐怖。是的，一個擁有連自己性命都不太在乎的百姓的民族，是一個可怕的、極具侵略性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