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著》這部反映整個時代的宏篇巨著讓作者嶄露頭角……餘華開始描繪世間奇特之事。在《世事如煙》中，他描寫了在一個下著瓢潑大雨而又不切實際的場景裏，一個迷信的卡車司機被鬼糾纏的故事。在這裏，餘華通過《在細雨中呼喊》重新拾掇了那些碎碎叨叨的回憶：一個被領養的孩子，在寄養的家庭中度過了幾年寄人籬下的生活，之後又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家鄉。在那裏，他回憶起了自己年輕時的生活，父親由於事故而離他而去的悲傷，和父親為了虛榮而進行的各種感人的嚐試，以及父親與一個寡婦轟動一時的關係……作者運用其清新的文筆，使其筆下的人物躍然紙上，營造出一種既荒誕可笑又令人心碎的特殊意境，這種意境與人物一道隨著作者的描寫悄然消失。（法國《讀書》雜誌 2004年4月）
故事開篇出現的敘述者是一個中國人，“一個受到驚嚇的孩子，他睜著大大的惶恐的眼睛”，但是這個故事本身具有普遍的意義：一個遭人嫌棄的小男孩，他經曆著家庭對抗（父親與爺爺）的痛苦折磨，父親是鎮上出了名兒的浪蕩公子，接著他被人收養，他的養母卻變成了瘋子……同時，他還是一個試圖克服所有困難，戰勝青年時代的絕望，而且竭盡全力使這些絕望的境地重新煥發生機，給自己創建一個卓越命運的青年。但是，餘華最為非凡卓越的成就在於他對故事的掌控能力，敘述視角變化的巧妙方式，對回憶的準確拿捏以及寓悲傷於幽默之中，喜劇之中又見悲劇色彩的精妙絕倫的寫作方式。（法國《世界報》 2003年5月23日）
《在細雨中呼喊》講述了敘述者追溯自己及他人過去的故事。這部小說使得餘華成為近二十年以來中國文壇最為閃耀的明星之一，其小說具有普世價值。他的小說既不能歸類為見證文學，也與那些專門揭發中國社會醜陋麵的作品相形甚遠。這些作品主要產生於毛澤東時代結束以後，那時的政治氣氛較為寬鬆。餘華在小說裏並不是為了描寫中國的現實狀況——中國農村；更確切地說是城鎮的現實狀況，盡管這些地方從未明確指出過——而是為了更好地闡述關於存在的人生哲理：命運交錯、家庭關係、個體孤獨、寬容及人類樂於掌控一切的天性。（法國《文學雙周》 2003年7月16日至31日）
餘華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期發表了小說《在細雨中呼喊》及《活著》，其寫作風格發生了無可爭議的巨大轉變。其內容變得更加的人文主義，語氣變得更加的從容。這一變化一方麵似乎是來自於作者內心的成熟。作者長期與現實作鬥爭，他似乎不斷地演繹著這份痛苦，這份痛苦也就被趕走了；另一方麵，可能是作者希望與讀者建立一些新的關係。然而，這一轉變並沒有使作者步入新現實主義行列：這樣認為的人是因為他們忽略了餘華在行文中所表現出來的對完全反現實主義特征的堅持。他們尤其忽略的一點在於餘華在其作品末尾所要描寫的對象不是人類在社會或曆史中的地位，甚至也不是他們的心理狀態，而是那些通過孤獨與命運的坎坷所體現出來的一個人真實的存在。這就是為什麼餘華的作品可以避免被那些（隻是）為了了解中國的人們當作文獻閱讀——這些文獻書籍通常都沒有人閱讀。他的作品是通過驚人的事實來重構中國，但是（也是，尤其是）為了通過一種吸引人的方式，將恐懼與激情與世間的生活融合在一起。（法國《文學雜誌》 2004年3月）
這是一部陰鬱而令人痛苦的小說：女學生挨了一記雪球，又哭又鬧；不忠的丈夫在妻子的墳上偷偷哭泣；新娘被公公調戲，大聲叫罵；最恐怖的一幕是，兒子看到虛弱不堪的母親被野狗吃掉，嗷嗷亂叫……與福克納筆下墮落的美國南部的生活似乎讓人覺得存在某種相似性：一個少年強奸了一個七十多歲的老太太，想看看到底是怎樣的一種感受；一個男人想把他醉酒掉到糞坑裏的父親的屍體送進當鋪抵押……這些無來由的不幸可以看做是黑色幽默，但除此之外，餘華的寫作還有許多豐富的層麵。《在細雨中呼喊》以孫光林的第一人稱來敘述，孫光林敏感而孤獨，他千方百計試圖去理解自己不正常的童年生活。小說是各種風格和類型的拚接，裏麵既有田園牧歌式的片斷，也有電影場景式的大段描寫（一個少年拿把菜刀，威脅說要殺死作為人質的女朋友）；既包含了黯淡的哲學思考（我們並不是生活在土地上，事實上我們生活在時間裏），也像是一部教育小說，敘述了孫光林的成長曆程。（美國《時代》周刊 2007年11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