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76年3月9日，英國發生了近代經濟史上最重大的一件事；不是議會通過了一個法令，不是幾個國家簽署了某個協定，也不是某個工程師發明了先進器具，而是一個學者出版了一本書，亞當 斯密出版了他的《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國富論》）。英國著名曆史學家巴克勒在其名著《文明史》中說，“從最終效果來看，這也許是迄今最重要的書”；這本書“對人類幸福做出的貢獻，超過了所有名垂青史的政治家和立法者做出的貢獻的總和”。這句話現在仍然完全正確。
這本四開兩卷本的著作當時的定價是1鎊16先令，算是相當昂貴了，但初版半年就賣光了。但對其懷疑者也大有人在。連斯密的一些好友都認為，像斯密那樣沒有從事過任何實業活動——即使去做恐怕也掙不了錢——的人，根本不可能寫出有關商業的任何好書。但斯密的另一位朋友卻明智地說：商人自己不可能寫出一本關於商業的好書，因為他們除了自己的買賣之外，很少考慮其他事情，“沒有什麼比商業更需要通過哲學來論證的了”。而哲學，尤其是一種明智審慎的哲學，恰恰是斯密的拿手絕活。不過，斯密也為此耗費了大量精力。《國富論》的寫作花費了12年時間，在這之前，他又用了12年時間來思考。
蘇格蘭啟蒙運動的主力
斯密於1723年6月5日出生在蘇格蘭一個殷實人家。不過，就在他出生前幾個月，他的父親就去世了。他也就沒有任何兄弟姐妹，而他的母親格外長壽，母子二人相依為命，他的母親僅比他早去世6年。斯密跟他的好友休謨一樣，終生未娶。
斯密接受了良好的教育。14歲那年，他進入格拉斯哥大學學習，在這裏，學識淵博而人格高尚的道德哲學教授哈奇森注意到了他的天資，在其16歲那年就把他介紹給了當時正在寫作《人性論》——其實當時也剛剛20來歲——的哲學家休謨，從此兩人成為最親密的朋友，他們及朋友的學術努力，構成了著名的蘇格蘭啟蒙運動。這種啟蒙運動完全不同於法國式（或歐洲大陸）的啟蒙運動，它在探尋人的理性的偉大作用的時候，時刻對理性保持著警惕，從而使其啟蒙避免了法國式啟蒙的狂熱及其破壞性效果。
隨後，斯密又進入牛津大學學習了6年。畢業後，曾短暫任教於愛丁堡大學。1751年，他被聘為格拉斯哥大學邏輯學教授，從1752年起，他繼承了他的精神導師哈奇森，擔任格拉斯哥大學道德哲學教授，一直幹了13年。
正是在這段時間中，斯密出版了他的另一本名著《道德情操論》（1759年）。人當然是自愛的，或像有的人直截了當地所說的，人是自私的。但是，人作為一種社會動物，卻具有做出道德判斷克製自我私利的能力，這種能力在於人內在固有的通情心（sympathy）。一部《道德情操論》，就是論述具有利己本性的個人，在社會的交往體係中，如何學會控製他的本能的感情和行為，尤其是自私的本能和行為，從而形成一個能夠使社會長期存在的秩序。
1763年，斯密為學生作了一個“關於法律、警察、歲入及軍備”的演講，這個演講是斯密為《國富論》作的一個準備，其中很多內容寫入了《國富論》中。
為自由市場立憲
1763年11月，斯密接受英國當時財政大臣的聘請，作為其養子的家庭教師，陪同這位年輕人到歐洲大陸遊學。就在這期間，他開始了《國富論》的寫作。
這次遊學也讓斯密接觸到了豐富的思想素材。當時的法國正是啟蒙運動的高潮時期，斯密與其中比較溫和的重農學派尤其往來密切。重農學派認為：一個人最神聖的財產就是他的勞動。它甚至要先於財產權，因為即使那些一無所有的人也擁有勞動，因而他必須能夠自由地利用他所能夠擁有的東西。一個人對於他人的幹預、社會對其成員的幹預、國家對其臣民的幹預，都必須降低到最低水平。保障自由地勞動及由此引申出來的自由交易，是合法的政府的首要目標。這些思想，後來將在斯密那裏得到完整的闡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