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滸傳》幾乎伴隨了職業革命家毛澤東的一生，毛澤東的全部革命生涯受到了《水滸傳》的很大影響。毛澤東愛讀《水滸傳》，善解《水滸傳》，這部描寫古代江湖好漢造反起義的傳奇小說，在他的精神鍛造、意誌磨礪和性格選擇中產生了深深的共鳴。他也讓這部反映古代農民革命的小說在現代革命中發揮了作用。
（一）
魯迅先生說：“《水滸傳》裏有革命精神。”（《魯迅全集》第7卷，第202頁）
20世紀的現代革命是毛澤東閱讀《水滸傳》的時代背景，適應時代的需要亦即革命的需要，毛澤東對《水滸傳》的關注和解讀，著眼點在於從梁山英雄好漢這些古代革命造反者身上挖掘、提煉、吸納革命精神，這即是他解讀《水滸傳》的最為成功之處，也是其獨特之處。
那麼，毛澤東從《水滸傳》中挖掘到梁山英雄哪些精神內涵呢？
反抗精神。毛澤東在陝北保安時同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談話時說：“我愛讀的是中國古典小說，特別是關於造反的故事。”（［美］埃德加·斯諾：《紅星照耀中國》，第94頁）所謂“造反的故事”，《水滸傳》自然是首選。這講的是少年時代的情形。湖南一師時代，毛澤東與同學們探討“救國之道”，有的同學主張“教育救國”，有的同學主張“從政救國”，毛澤東斷然宣稱：“學梁山泊好漢。”（［美］斯圖爾特·施拉姆：《毛澤東》，第26頁）意即像梁山好漢那樣武裝反抗當權者的黑暗統治，他主張的道路是革命救國的道路。延安時期，他指出：“梁山好漢都是些不甘受壓榨，敢於反抗的英雄。”（喜民：《魂係中南海》，第92頁）鍾情的依然是對反動統治階級的反抗精神。建立新中國以後，毛澤東回顧中國現代革命與曆史上梁山義軍的某種關係，仍然這樣說：“我們這些人好造反，跟宋江差不多。”（陳晉：《毛澤東之魂》，第132頁）毛澤東借助梁山運動，肯定被壓迫階級革命造反的正義性和合理性，確立和張揚了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的反抗精神。
民主精神。毛澤東認為《水滸傳》是對文化史、教育史有深刻影響的“民主文學”（《毛澤東文藝論集》，第191頁）。抗日戰爭時期，他在與外國記者談話時指出：“中國農民富有民主傳統。千百次大大小小的農民戰爭有著民主的含義，曆史上的一個例子，在著名的小說《水滸傳》中就有所描繪。在接受和評價中國曆史和外國條件時，采用適當形式極為重要。不可盲從。政府代表製的三三製適合中國目前的實際條件。”（蔣建家、王宏斌：《毛澤東外交生涯第一幕》，第223頁）《水滸傳》是有較多的“民主性精華”的古典文學作品，在思想內容上較集中較強烈較突出地表達了中世紀農民階級的民主性和革命性要求。毛澤東認為描繪宋江起義的《水滸傳》，是展示中國古代農民階級民主思想的偉大著作，它的故事情節“有著民主含義”，體現了中國古代農民階級的民主傳統。應該說，這種評價把《水滸傳》思想內容價值提升到一個新高度。毛澤東用梁山義軍等農民戰爭的民主傳統，以佐證各個抗日根據地實行“三三製”政府代表製民主政治性質，借以批評國民黨蔣介石的獨裁統治，鬥爭是堅強有力的。
平等精神。作為農民小生產者的理想追求和價值選擇，《水滸傳》大力鼓吹平等精神———政治上、經濟上乃至人格上的平等。這種平等精神集中體現在梁山英雄“排座次”以後“單道梁山泊的好處”的一段話語裏麵：“都一般哥弟稱呼，不分貴賤”；“皆一樣的酒筵歡樂，無問親疏”；“論稱分金銀，換套穿衣服”。小說中反複出現的一個口號是“劫富濟貧”，義軍所到之處，即“開倉”放糧，“賑濟滿城百姓”。這種平等精神可說是農民小生產者最具有革命性的理想，它雖然從來沒有真正實行過，但卻鼓舞過一代又一代的農民起義。在民主革命時期，“劫富濟貧”這種水滸英雄平等行為模式，無疑是號召和動員貧苦農民參加革命的有效口號。毛澤東帶領秋收起義隊伍上井岡山站穩腳跟，實行一項基本政策就是“打土豪，分田地”。這事實上即體現著以往農民革命中的平等精神。不同的是，“劫富濟貧”隻重視分配關係的改變；“打土豪，分田地”，則重視生產關係的變革。毛澤東說：“那時的豪傑打劫，是對付超經濟剝削，對付封建地主階級的。他們的口號是‘不義之財，取之無礙。’七星聚義，劫取生辰綱，他們有充足理由。給蔡太師祝壽的財禮，就是不義之財，聚義劫取，完全可以，很合情理。大碗吃酒，大塊吃肉，酒肉哪裏來？我們也搞過，叫打土豪，那叫消費物資，我們罰款，你得拿來。……過去打土豪，我們對付的是地主，那是完全正確的，跟宋江一樣。”（陳晉：《毛澤東之魂》，第373頁）總之，“劫富濟貧”與“打土豪，分田地”，因為共同點都是對付超經濟剝削，對付“不義之財”，對付封建地主階級，所以是“完全正確”的。平等精神有助於革命力量的號召和凝聚，有助於革命形勢的深入發展，是十分顯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