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翰林院的日常辦公職能，首推起草詔書誥命、撰寫表箋公文、謄錄圖籍檔案三事。其餘經筵、史局、主試之類，皆是非日常性的工作，不具備普遍意義。在館閣士大夫看來，前者是最基礎的工作事務，後幾種則多少象征著個人的恩寵與地位的尊榮。如弘治間大學士丘濬，“與楊守陳諸人賦《學士四榮詩》，謂‘經筵進講’、‘史局修書’、‘殿試讀卷’、‘禮闈主試’”。日常事務的運作，又分內閣東、西兩房。由於很多公文書寫都有一定的套式，因此工作也算不上繁忙。至少與中央政府其他部門相比，可謂清職。程敏政對此有論：“翰林所職，皆經幃、史館，兼輔東朝。而法從之臣隸內閣者，更分東、西兩房，日直禁中。東房所職者，古今圖籍及製誥之錄副；西房所職者，書四方詔敕及正字。所聽皆清要，而無督責之憂也；所與皆文字，而無案牘之勞也。”
應當認識到，翰林院有文化職能和文學職能之分。文學職能體現文學特性，自不待言；文化辦公職能雖處理的是日常的辦公事務，但依然與文學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它雖然不創作文學作品，不存在切實的文學價值，但其中的某些文學元素，因中央館閣的權威性而造成文學生態的變化，其潛在影響不容忽視。以下首先介紹明代翰林院的主要文化職能，然後深入挖掘其中的文學元素，考察其多元化的文學意義。
一、詔誥表箋與行政公文體式的規範
翰林院的首要職能，當是詔書、誥命的起草。詔書是皇帝布告天下臣民的文書，誥命是皇帝封贈政府官員的文書，明沿宋製，封贈一品至五品官員授以誥命，六至九品授以敕命。因為有著代帝王言的性質，故曆代詔誥文風大多質古典正，體現帝王氣象及朝廷風度。明前期翰林院製誥製度的演變，見黃佐《翰林記》：吳元年十二月乙醜，上命開讀詔赦。前期翰林院官承製草詔，及文武官除授合用誥命、敕命，皆即日撰寫。故學士陶安、宋濂輩，係銜皆曰“知製誥”。於時封拜無虛日，安等嚐擬撰誥命千餘首以待，而猶不足，乃使諸儒士在館者分局代為之。其後定一考封贈之製，初除授所領誥敕皆革去，於是其務稍省矣。永樂初，內閣七人掌內外兩製，嚐見楊榮、金幼孜諸人，自署職銜亦曰“知製誥”，用洪武時故事也。仁宗始命內閣專典內製，而擇學士一人專管文官誥敕。正統以後，罷之，文官誥敕皆屬內閣，如永樂時。弘治七年，複設以學士年深或尚書、侍郎兼者為之，亦得以“知製誥”自署，兩製遂稍分矣。明代的知製誥製度，已沒有唐宋兩代那麼完善。明初內、外兩製的職掌公文，亦與前朝略有不同黃佐：《翰林記》卷一一《知製誥》曰：“國朝內製，則製敕、誥旨、誥命、冊表、寶文、郊祀祭文、祭享太廟文，皇太後授冊、寶謁、謝文，皇後授冊、寶謁、誥文，皇妃授冊、祭文，祭陵文，皇太子、親王等冠辭、祝辭，親征禡祭、旗纛、露布，巡狩所至祭山川、旗纛、軷祭文、走驃騎、祭馬神等及五祀祭文，大喪及皇妃贈、諡等冊文，親王妃、公主、郡王、郡王妃、世子、世孫及妃、鎮國等將軍喪葬祭文、諡冊、壙誌、諭祭文，及文武大臣諭祭文，經筵講章、碑額及題奏、揭帖之屬；外製則文官誥敕而已。”大致來說，就是內閣掌內製，負責帝王及皇族事務；翰林院掌外製，負責百官事務。雖然詔誥由館閣詞臣代撰，但畢竟代表帝王形象，故明初洪武、永樂二帝，對詔誥文風的幹預較多。詞臣撰成後，多需進呈以觀，帝王根據自己的執政理念和文學思想，或宏觀上的文風引導，或具體文字的修潤。明初的“視草”製度，是帝王幹預詔誥文風的主要表現：凡王言，例先具稿進呈，謂之“視草”。待上允而後行，諸般播告，兩製皆然。洪武中有《大政令》，詞臣錄聖語不敢增損，故凡詔令多“爾”、“每”、“好生”等字者，皆聖祖所麵授也。其後始令本院官為之，漸至駢儷。永樂二年，楊士奇等進呈敕邊將稿，上曰：“武臣邊將，不諳文理，隻用直言俗說，使之通曉，庶不誤事。他日編入實錄，卻用文。”正因為需要帝王過目，故詞臣所撰詔誥大多平直易懂，以投合君主之喜好。洪武朝詔誥的直白，與明太祖較低的文化素養有很大關係。當然，詔誥中需要頻繁引用帝王口諭，多為口語白話，若擅自改動，有大不敬之嫌，這也是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明成祖則是充分考慮到了文字接受群體的真實情況，主張誥敕的行文風格因人而異。當受眾是文化程度較低的武官群體時，以直言俗說為主。而日後編纂國家檔案時，又需恢複古文辭的行文模式。
宣德以後，隨著帝力控製的減弱，中央詔誥的定稿權全部下放翰林院，以翰林學士的高文學素養，難免會出現“漸至駢儷”的文學發展趨向。但是，應當看到，帝力幹預政府公文寫作一事，本身就是越俎代庖之舉，由翰林院自己來主導中央文風，才是正解。
除起草詔誥外，職掌表箋之文也是翰林院的重要日常職能。表箋是臣下及朝貢各國向帝王及東宮祝賀時的專用文書。其使用範圍頗為廣泛，以國家大事及重要節日居多，大部分中央事務的表箋文字皆由翰林院職掌。《翰林記》有雲：國初，升、除猶有具表陳謝之文。其後惟狀元率諸進士謝恩，衍聖公及公、侯、伯襲封謝恩，始用之。車駕幸館閣及大學，初開經筵，及有非常之賜，亦具謝表；朝廷有大喜慶及諸祥瑞，具賀表；進呈實錄及書籍等，皆具進呈表。例本院詞臣司之。若有東宮則增一箋雲。《會典》雲：凡南京各衙門遇朝廷冊立大禮及上徽號等項，合用慶賀表箋，南京禮部行，南京翰林院撰進。表指進上位之文，箋指進東宮之文，二者體製有別，以示尊卑。明初表箋之禍，可謂烈矣。天下儒臣因所進表箋的體式及文字避諱問題被明太祖殺戮的，不在少數。本文的討論重點與文字獄無涉，隻是希求通過對明初公文體式改革的考察，深入了解翰林院文化職能對文學發展的深層意義。對公文改革內在的一個循序進程，未作太多的深究。這原本是翰林院的職能，但在明初帝王權力絕對化的情況下，明太祖、明成祖成了改革政策的實際製定者，翰林院隻是政策的具體執行者按：明初的公文改革，基本體現帝王意誌，但名義上仍是翰林院在履行相關的文化辦公職能。當然，朱元璋也不時通過個人的撰述行為來改變文風，力求形成一個上行下效的良性循環。正統以後，帝王的文學幹預熱情開始消退，視草製度式微，翰林院的公文撰寫和公文引導兩種職能才逐步合一。有鑒於此，筆者嚐試從公文內部文學屬性的角度切入，考察明初公文改革的進程特征，反映翰林院在帝力影響下規範行政公文體式的若幹步驟。
與製誥體現帝王形象相比，表箋更能體現翰林院的官方形象。由於它代表的是中央政府的最高層形象，故其文風宗向極為重要，明初帝王也多予以幹涉，以帝力正視聽。黃佐有雲：“國初文體，承元末之陋，皆務奇博，其弊遂浸叢穢。聖祖思有以變之，凡擢用詞臣，務令以渾厚醇正為宗。”黃佐：《翰林記》卷一一《正文體》。明朝曆代帝王中，太祖對公文風格的規範最為頻繁，多次下達有關章表文辭的詔令按：陳學霖在《明太祖文字獄案考疑》一文中指出，明太祖“曾五次頒布奏牘及表箋成式、文辭體裁及字諱回避事例，使天下有司知所適從。首次在洪武六年(1373)九月，次在八年(1375)十二月、十二年(1379)八月，又其次在十四年(1381)七月，最後一次在二十九年(1396)七月。”鄧國光則從洪武二年(1369)諭算起，共計六次。羅宗強先生則有“七次詔諭文風改革”之說，在陳氏五次的基礎上加上洪武十一年(1378)四月親撰皇陵碑、洪武十五年(1382)十月定議刑奏劄成式。筆者以為，鄧先生此算法有不妥之處，口諭言論和政府詔令在性質上還是有很大差異，若洪武二年(1369)諭可算，則吳元年(1367)諭亦可算；羅先生增補的兩次，前者為諭、後者為詔，亦當有所區分。早在他還是吳王的時候，就對翰林表箋的縟文習氣多有不滿。
隻不過當時戰事四起，他也無暇在這方麵考慮太多，僅以非命令性質的規勸為主：上謂中書省臣曰：“古人祝頌其君，皆寓警戒之意。適觀群下所進箋文，頌美之辭過多，規戒之言未見。殊非古者君臣相告以誠之道。今後箋文隻令文意平實，勿以虛辭為美也。”國家統一後，規範政府文風一事開始提上議事日程。洪武二年(1369)，太祖與翰林院儒臣有過多次關於文化方麵的討論。二月，與劉基、詹同論古禮，與詹同論仁義治國；三月，與秦裕伯論學術，與詹同論文章。其中最後一事，被文學研究界多次提及：上謂侍讀學士詹同曰：“古人為文章，或以明道德，或以通當世之務。如《典》、《謨》之言，皆明白易直，無深怪險僻之語。至如諸葛孔明《出師表》，亦何嚐雕刻為文，而誠意溢出，至今使人誦之，自然忠義感激。近世文士，不究道德之本，不達當世之務，其辭雖艱深而意實淺近，即使過於相如、揚雄，何裨實用？自今翰林為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務者，毋事浮藻。”這次討論，很大程度上是針對元末靡浮文風而發。
在此之後，明太祖吸取了翰林諸臣的意見，經過深思熟慮，在洪武六年(1373)，頒布了一條政令，對誥諭、表箋、奏疏作了體式上的規範，這是首次用國家政策的形式來引導和規範政府文風：(九月)庚戌，詔禁四六文辭。先是，上命翰林儒臣擇唐宋名儒表箋可為法者，翰林諸臣以柳宗元《代柳公綽謝表》及韓愈《賀雨表》進。上命中書省臣錄二表，頒為天下式。因諭群臣曰：“唐虞三代典、謨、訓、誥之辭，質實不華，誠可為千萬世法。漢魏之間，猶為近古。晉宋以降，文體日衰，駢儷綺靡，而古法蕩然矣。唐宋之時，名儒輩出，雖欲變之，而卒未能盡變。
近代詔誥章表之類，仍蹈舊習，朕常厭其雕琢，殊異古體，且使事實為浮文所蔽。其自今凡告諭臣下之辭，務從簡古，以革弊習。爾中書宜播告中外臣民，凡表箋奏疏，毋用四六對偶，悉從典雅。”明太祖的公文改革，並不像先前學界所認識的那樣，單線條地推行簡古的文辭風格，粗暴地使用帝力強行扭轉文風，並在效果不佳的情況下不厭其煩地多次施力。實際上，這裏麵有一個自上而下、由外及裏、循序漸進的複雜過程。他將公文由裏到外分成文意(虛實)、文藻(繁簡)、文體(駢散)三個層麵。最為內核的文意是公文的本質屬性，直接體現中央政府的行政需求。他對公文文藻、文體的改革，很大程度上是從文意這一本位出發的。如吳元年(1367)要求箋文“文意平實，勿以虛辭為美”，洪武二年(1369)要求為文“取通道理、明世務者，毋事浮藻”，總的要求都是圍繞著“文意”二字。
但真正落實到改革行動上，終歸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洪武年間的公文改革，采取了一個先文體後文藻的策略。內在屬性的變動不易掌握，而外在形式則比較具象化，改革對象的可見性越高，則可行性也就越高。那麼，由外到內、由淺到深的逐步轉變，無疑比較切實可行。“詔禁四六文辭”，是改革邁出的第一步，也是關鍵一步。文意、文藻、文體三者雖然多有不同，但作為應用文類的特性，有著很多共通之處。先從外部載體上進行改革，有助於淡化其內在的某些相關屬性。文體由駢變散，其他文學屬性的承載空間發生變化，士大夫的心理狀態也產生巨大的轉變，由此對文藻、文意產生不容忽視的慣性影響。
當然，針對不同的公文文類，明太祖的處理方式是不一樣的。洪武六年(1373)的詔令，是第一次將公文改革付諸國家行政命令，指出“近代詔誥章表之類，仍蹈舊習，朕嚐厭其雕琢，殊異古體，且使事實為浮文所蔽”，但認知態度不代表改革態度，他在這裏做到了知行有異，說的更具體一些，就是因文而異。他對誥諭采取了“務從簡古”的改革方法按：《明太祖實錄》原文為：“自今凡告諭臣下之辭，務從簡古，以革弊習。”鄧國光先生征引此段文字，卻作：“自今日誥諭臣下：文辭務為‘簡古’，以革弊習。”個別字句與《明實錄》原文有異，故標點多有不同，其對文本的解讀，與筆者大相徑庭。“簡古”一詞，明太祖的原意是規範詔誥文字，鄧先生卻理解為規範臣下之文字，不知鄧先生所據《明太祖實錄》為何版本，而對表箋奏疏，則采用了“悉從典雅”的改革方法。很明顯，前者得到了較為徹底的貫徹和落實，此後再無不良的反響，這與詔誥代帝王言的屬性有很大關係，詞臣字斟句酌，不敢怠慢；後者則多少有些貫徹不力，或者說是方針本身就出現了偏差按：鄧國光先生指出，洪武年間公牘四六駢體屢禁不止的原因，在於韓、柳兩篇範文。“這兩篇作品根本就是典型的唐代公牘體，不脫四六駢體的本色，隻是篇幅短小，駢偶的特色不太顯著而已……單就範文取態，則必然用例式的駢體四言句，套語連篇，跟‘簡古’完全背道而馳。”雖然鄧先生對“簡古”一詞的應用對象理解有誤，但這一原因的分析還是頗有道理，以致接下來的二十多年間，明太祖多次頒發詔令，進一步規範表箋體式，嚴肅政府文風。
從文類的角度看，這裏還體現出一個由上及下的改革順序。詔誥、表箋、奏疏、案牘、文移，它們的言說主體地位依次而下。詔誥雖是翰林院詞臣撰寫，實為代帝王言，表箋則是各級官員進上之作，表的對象是君王，箋的對象是東宮，所撰也以翰林院居多。奏疏則是各級官員言事之作，所撰以六部、科道官員最多。文移案牘則是各級部門之間的平行公文。明太祖的改革，采取了一個自上而下的策略，先從詔誥入手，再規範表箋、奏疏，之後則是案牘、文移，最後再對改革過程中的若幹弊端和執行不力之處作重新規範和調整。洪武六年(1373)，首先改革詔誥、表箋、奏疏行文，有係統地規範中央政府公文體式，樹立朝廷典正形象。但其重點依然放在“詔誥章表”一類，對臣下奏疏的關注程度稍嫌不夠。因此在洪武九年(1376)，借茹太素疏論時務一事，將奏疏改革予以細化和具體化：頒建言格式。時刑部主事茹太素上疏論時務五事，累萬餘言。上令中書郎王敏誦而聽之，虛文多而實事少。次夕於宮中複令人誦之再三，采其切要可行者四，才五百餘言。因喟然曰：“為君難，為臣不易。朕所以求直言者，欲其切於事情而有益於天下國家。彼浮詞者徒亂聽耳。”遂令中書行其言之善者。且為定式，頒示中外，使言者陳得失，無事繁文。“虛文多而實事少”，體現的就是一個“文意”原則，這與公文的行政辦公職能密切相關，文字越是簡潔，表意越是直截了當，工作效率自然得到大幅度的提升。但是落實到具體改革措施上，則要求“無事繁文”，是一個改革文藻的方法。這與之前的詔誥、表箋又略有不同，詔誥主“簡古”、表箋主“典雅”，帶有一定的禮製色彩，與政府形象相聯係，而奏疏以下體式，更接近政府具體事務，行政的實效性決定其減繁務實的公文風格。
從公文受眾的角度看，詔誥、表箋、奏疏三類，都與中央行政體製密切相關，故在公文改革之時首當其衝。詔誥體現的是一個帝王意識形態自上而下的澤被過程，詔書體現行政意義，誥命體現禮製意義；表箋、奏疏則體現了一個士大夫參政思維的自下而上的表達過程，表箋體現禮製意義，奏疏體現行政意義。而案牘和文移，則是一個政府部門之間的平行關係，政府級別越低，則功能越具象化，更加需要體現效率優先原則，故明太祖的改革以文藻為重點，將“減繁”放在案牘文移改革的第一位：定案牘減繁式，頒示諸司。初，元末官府文移案牘最為繁冗，吏非積歲，莫能通曉。欲習其業，必以故吏為師。凡案牘出入，惟故吏之言是聽，每曹自正吏外，主之者曰“主文”，附之者曰“貼書”、曰“小書生”。骫文繁詞，多為奸利。國初猶未盡革，至是吏有以成案進者，上覽而厭之曰：“繁冗如此，吏焉得不為奸弊，而害吾民也。”命廷臣議，減其繁文，著為定式，鏤版頒之，俾諸司遵守。在翰林院規範案牘樣式後，中央各部又針對各自的機構情況，多有革弊。
戶部首先在洪武十三年(1380)二月“奏定文移減繁之式”此“戶部奏定文移減繁之式”一事，尚未有學者言及。但《明實錄》介紹頗為簡單，無補於具體史實的考訂，之後刑部也在洪武十五年(1382)十月定議刑奏劄成式：刑部尚書開濟奏曰：“欽惟聖明，治在複古，凡事務從簡要。今內外諸司議刑奏劄，動輒千萬言，泛濫無紀，失其本情。況至尊一日萬機，似此繁瑣，何以悉完？此皆胥吏不諳文體，苟非禁革，習以成弊。”上曰：“虛詞失實，浮文亂真，朕甚厭之。自今有以繁文出入人罪者，罪之。”於是命刑科會諸司官定議成式，榜示中外。與之前的改革宗旨相似，“虛詞失實，浮文亂真”，體現文意原則，而具體改革措施中的去繁文，則是一個改革文藻的措施。與此同時，隨著公文改革逐步落實到基層，政策的重申和修訂也開始提上議事日程。
洪武十四年(1381)七月，翰林院重定進賀表箋禮儀，其中對表箋文字亦有要求：表箋文詞不得用駢麗，務在典雅。其有禦名、廟諱，依古禮，二名不偏諱，嫌名不諱。凡凶惡字樣，俱用回避。筆者以為，如果從規範表箋文字的角度考慮，不應當過度強調此次表箋重定活動。首先，此次政令重在禮儀的製定，表箋的文本體式隻是作為其中的一個步驟、一項條款而被提及，並非政令的重點所在。類似的禮儀製定，在明初洪武、永樂兩朝比比皆是。其次，文中提及的表箋規範，基本依照原有模式，未有變動。筆者懷疑這是在製定禮儀過程中對先前成文的表箋體式的一個照搬，一種引用，未必體現重申公文體式規範的政府意願。倒是洪武二十九年(1396)八月的表箋文式頒布，作為洪武朝最後一次公文改革，的確體現出與先前不同的一些特性。《明實錄》有雲：(癸未)頒表箋文式於天下。先是天下諸司所進表箋多務奇巧，詞體駢儷，上甚厭之。乃命翰林院學士劉三吾、右春坊右讚善王俊華撰慶賀謝恩表箋成式，頒於天下諸司，令凡遇慶賀謝恩，則如式錄進。
經過二十多年的改革，表箋依然維持著文體駢儷、文藻奇巧的風格，足見唐宋以來的撰寫定式極難改變。對此，明太祖作出了一個相當大幅度的調整，將表箋範式從尊崇韓柳，變成自我作古。恐怕他也認識到將韓、柳表箋作為公文範式的局限性，與其在他人文本中尋求與自己雷同的文學思想，不如按照自己的文學思想來撰寫文本範式。《(弘治)明會典》卷七四錄明太祖製定的表箋成式五通，兩篇為親王表箋、三篇為群臣表箋，其中三篇群臣表箋《聖節正旦冬至群臣上表》、《群臣謝恩表》、《東宮千秋節正旦冬至群臣上箋》，應該就是此時定式的，一直為後世所沿用。
不可否認，明太祖推行平實的公文文風，並不是非常順利。但是，不能因為文風改革的反複性，就說四六體在明初屢禁不絕。雖然改革很頻繁，但是每次改革對象是不同的文類，文學屬性不同，撰者和受眾亦不同，其政策重心自然也不同，有的落在文體上，有的落在文藻上，同樣是文藻，有的落在典雅上，有的落在簡直上。這都是由文類所決定的，多次政策體現的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隻是每次的著力點(文類改革對象)各不相同而已。
總的來說，洪武年間的公文改革，是一個自上而下的過程。在實際運作過程中，體現一個先高層再基層、先文體再文藻的循序漸進的改革思路。由於步驟較為清晰連貫，其改革效果還是非常明顯的，即使有若幹環節出現了政策上的無力，中央高層也會適時地作出相應的調整，並取得了卓有成效的進展。
永樂以後近百年，行政公文體式得到了很好的貫徹和實施，“成、弘前，一切章奏無不簡實”按：陸容在《菽園雜記》中論及表箋定式，雖有“直陳其事，不用四六體”之說，但也舉出一些反例：“何行宜掌司時，一奏之中，引經大半，而處置事體處，反欠精神，人頗厭之。予竊以為邊方有事，隻須斟酌事體，非賣弄文學時也。故凡覆奏本，止是就事論事，不急繁文，一切損之。”可見天順、成化年間政府公文的實際書寫狀況，已局部偏離官方的公文定式要求。弘治以後，“表箋止作散文，不許循習四六舊體，務要言詞典雅”的規定，更是作為禮製凡例，被書寫進了《大明會典》、《皇明製書》等官方製度類典籍。姑且不論在這一政策在各級政府部門的具體執行效果如何，至少翰林院在其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文類規範作用，並在明前期相當長一段時間內發揮了穩定社會風氣的作用。而且，這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明代翰林文學的發展進程，特別是翰林四六文、散文的不同發展趨勢，就如黃佐所說：“自是詞垣秉筆者，多用散文，如宋濂進《大明律表》是也。”當然這是另一個極為重要的文學論題，非本節所能包容，需另作專題研究。
另一方麵，公文體式雖然被製度化，卻難免受到社會風氣的影響，產生諸多流弊。早在景泰年間，禮部尚書胡濙就曾上疏，指出近來官民言事“直實簡易者少，虛飾繁文者多”。正德以後，各類公文體式開始流於浮藻繁辭。嘉靖七年(1528)八月，大學士張璁將文體改革的矛頭，首先指向最高層的誥命文字，他在一篇奏疏中提到：“成化以前誥敕之體，猶為近古……言之者無費詞，受之者無愧色。近來藻情飾偽，張百成千，以萬乘之尊，下譽匹夫、匹婦之賤，殊非製體，宜加釐正。”世宗皇帝對他的提議頗為讚同，詔令“自今誥敕務舉簡實，不許競飾浮辭，致褻製體”。但到嘉靖二十四年(1545)，在首輔嚴嵩的提議下，翰林院將知製誥的職掌從閣臣、學士下放至低級別史官，其流弊逐步顯現。“自史臣分領以來，各以葩藻見長，其辭采日盛一日。以逮數年來，如陶周望、董玄宰、黃平倩、湯嘉賓諸太史，鹹命代才名，鼓其餘勇，駢麗詳縟，殫巧窮工，幾奪宋人四六之席。”自此，詔誥文字已完全失去了國初的簡古本意。
如果說嘉靖年間的改革還是牛刀小試的話，到萬曆年間，士風浮躁，文體敗壞，即使是大刀闊斧般的多次改革，也難以挽回中央文風的頹勢。萬曆五年(1577)，數次告諭“吏部各衙門考語以四句為限，無得浮詞虛美，以傷政體”。萬曆十一年(1583)，都察院奏請重申奏疏體式，要求“詞主明白質實，不以藻麗為工，篇期簡切謹嚴，不以繁多維富”，疏中提到近來群臣章奏，皆“詞競新奇，篇務贍博，批黃對白，駢四驪六”，不僅在文詞使用上無視朝廷準則，而且在文體上也突破了洪武以來一直遵循的“不用四六”的禁令，中央文風控製之無力，至此達到極點。整個明代晚期，臣僚章奏一直是政府公文改革的重中之重，光是萬曆二十七年(1599)至三十年(1602)的四年時間裏，就有連續三次整頓，到天啟初年，三年時間內又有過兩次改革萬曆改革事見要求“用語必出經史，不得引用子書，及雜以小說俚語……止用散文開列，不得牽合對偶文”。再申章疏定式，要求“毋太枝蔓，毋作隱語”，可惜都收效甚微，其流弊已是積重難返。從這個角度來看，行政公文體式的頹壞，既是晚明士風、文風頹變的一個縮影，也是中央士大夫文學逐步變質的一個寫照。
二、經筵顧問與帝王文學觀念的塑造
如果說明初行政公文的改革體現出過多的帝王意誌，是集權君王對臣僚文學思想的一種改造，那麼，經筵、顧問之事，則是館閣大臣對思想尚未定型的年輕君王的思想塑造。雖然這一塑造建立在傳統儒家學說的基礎上，但在治國思想和理學精神中亦滲透著頗為可觀的文學思想。這種上行的文化感染，與下行的帝王規範一起，共同構成一個帝王權力與內閣權力相製衡的局麵。當然，這一現象的前提，是帝王有較為濃厚的文學興趣，當王權膨脹時，下行影響便占據上風，如太祖、成祖時期；當帝王年幼、閣權較大時，上行影響便趨於明顯，如仁宗、宣宗時期，以及世宗、神宗的早期。
明代經筵，屬翰林院職掌。所用書籍皆有規定，經部重《四書》、《五經》，且“《四書》以《大學》為先，《五經》以《尚書》為先”；史部首推《通鑒綱目》，東宮經筵兼用《文華大訓》，正統以後，又輔之以《大學衍義》和《貞觀政要》。經筵官侍講，需撰講章以進：進講以講章進呈，始於太宗朝……曰：“帝王之學，貴切已實用，講說之際，一切浮泛無益之語勿用。”此則聖意因覽講章而旁及經書者也。蓋留神融會，必妙悟至理而後已，祖宗時皆如此。所謂援古為證、勿用浮辭，尤講章之定式。其後，講官將進呈講章先期送內閣看定封進，遂為例。然流弊多繁詞頌美，漸失初意。明集中所存經筵講章文獻，頗為可觀，但以《四書》、《尚書》講章居多，涉及文學的《詩經》講章，數量較少。而且《詩經》講章的內容，也大多聯係風教，審美性的文學評點，尚難登高雅廟堂，更何況是牽涉到帝王及東宮教育的經筵之學。盡管如此，通過挖掘這些《詩經》講章的細部思想，還是可以看出帝王教育的一些基本文學態度。
明代館閣經筵侍講的注本選擇，未有確論。筆者認為，應與科舉定式相同，以永樂年間編的《四書五經大全》為範本按：明代科舉文字的範本，《明史》有明確記載：“《四書》主朱子《集注》，《易》主程《傳》、朱子《本義》，《書》主蔡氏《傳》及古注疏，《詩》主朱子《集傳》，《春秋》主左氏、公羊、穀梁三《傳》及胡安國、張洽《傳》，《禮記》主古注疏。永樂間，頒《四書五經大全》，廢注疏不用。其後，《春秋》亦不用張洽《傳》，《禮記》止用陳澔《集說》。”經筵講章的範本，未見明確記載，但《明世宗實錄》卷七五“嘉靖六年四月戊辰”條記世宗以講官顧鼎臣講《洪範》、《稽擬》、《卜兆》與蔡《傳》頗異而下詔問輔臣楊一清事，可知蔡沈《書集傳》是當時的經筵範本之一。由此推斷，朱熹《詩集傳》作為經筵範本的可能性極大。其中的《詩經》筵講，多依據朱熹《詩集傳》來詮釋和闡發，在明代《詩經》學史中屬於典型的朱子《詩》學一派。講章內容有一定的論述套式，大致先說明文字出處，再進行名物的考訂和解釋，再作字句的解讀，最後引申到政教層麵，作道德、政治、經濟上的深度闡發。其中與文學相關的內容，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麵，一是對《詩經》語言中“章法”和“句法”的關注，二是通過對《詩經》內容的義理闡釋來強調文學的功用特征。
官修《詩傳大全》，在依據朱熹《詩集傳》的同時，也大量引用了明初朱善《詩解頤》中的觀點。朱善在明代《詩經》學史上以經學理學化傾向著稱，他的《詩解頤》是一部教學隨感錄，重議論闡釋，少考據訓詁，他在句法結構方麵的一些文學性觀點，可謂發明人論《詩》之先聲。劉毓慶先生就認為，朱氏的意識中存在著經學觀念和文學觀念的交織，他看到了《詩經》作為詩歌的敘事手段與文學表現手法，這對《詩經》由經學研究向文學研究的轉變，有著積極的意義。經筵講章既然以《詩傳大全》為本，在這方麵也有所體現。但總的來說，傳統學說中的興觀群怨之旨、溫柔敦厚之意，是經筵侍講的第一要義。對帝王教育來說，經世治國之道是第一位的，文學元素的闡發處在一個非常次要的層麵。
《詩經》經筵講章，開篇指明所論作品段落的主義，然後依次說明每一字句在全篇中的政教意義和作用。在這一過程中，難免涉及詩歌的敘事層次和語言表現功用，如王教講《豳風·七月》篇中“七月流火，八月萑葦”一節曰：“此則第三章，專言蠶績，以終首章前段無衣之意”，強調這段文字與之前“七月流火，九月授衣”的前後照應關係。王家屏講《豳風·七月》篇中“六月食鬱及薁”一節，首言“《豳風》第六章，述豳民飲食有節也”；講《豳風·七月》篇中“九月築場圃”一節，再言“《豳風》第七章，述豳民力農終始憂勤也”，也非常重視作品的章法和敘事層次。但是，由於現存的經筵講章多是日講講章，每位講官論述的隻是單篇作品的某一節，故講章中缺乏全篇結構的考察，這是比較遺憾的。
《詩經》句法上的某些技巧，經筵闡釋中亦有提及。如嘉靖年間，王道講《鄭風·緇衣》篇中“緇衣之宜兮”一節，曾說道：“嘉樂之深，祝願之至，至於衣服、飲食、居處之間，莫不惓惓，三致意焉，可謂愛之無止已。”王道：《順渠先生文錄》卷一二《講章》“緇衣之宜兮”一節，明嘉靖尤麒校刻本。萬曆年間，馮琦講《大雅·民勞》篇中“民亦勞止，汔可小休”一節，亦強調曰：“詩人念民之勞，圖民之聚，而無俾民以憂，一篇之中，三致意焉。”馮琦：《宗伯集》卷三〇《經筵講章》“民亦勞止”一節，《四庫禁毀書叢刊》本。都對作品中重章疊唱、反複表意的抒情手法，加以介紹。但是，無論是章法還是句法，受日講篇幅的限製，無法對作品作全局性的評述，隻是局限在某一段落之上，難免影響了文本結構分析的深度。
雖然詩經講章中包含有不少文學元素，但是，客觀地說，這種文學認知是非常有限的，論述的自覺性也不是非常鮮明。這些帶有文學評論性質的文字，是否會影響到帝王的文學觀念，很值得懷疑。講章中真正對帝王文學觀念產生實質性影響的，還是對文學政教化、功用化特征的極度強調。以下是馮琦對《大雅·卷阿》篇的評論闡釋：臣之陳是詩也，原非敢侈詞章以為多也。不過因遊覽之餘，發為聲詩，王歌之而臣繼之，聊以相賡和而已。臣謹按：召公之詩，以梧桐比明主，以鳳凰比賢臣，以車馬眾多閑習，動其君招羅賢俊之思。驟而聽之，則其言易入，徐而繹之，則其味無窮，可謂善於悟至者矣。然實由上下同心，情意相浹，故得因物托諷，隨事納規。臣言而君從，君唱而臣和，宛然賡歌景象，以太和所以在成周宇宙間也。自是以後，堂陛森嚴，獻納但托之奏章，傳宣僅形之批答，意遠則難以言盡，分隔則難以情聯，即欲矢詩遂歌，何由而達哉……臣竊以為，深處法宮，不如泮渙優遊之樂；靜思治道，不如都俞賡歌之歡。況動蕩天和，則宸襟彌暢；詠歌至德，則令問彌章。上下之情既通，中外之勢不隔。以鳳凰、梧桐喻君臣和諧，推而衍之，強調君臣文學唱和的功用特征。隻有君臣之間的直接互動，臣僚才能夠將自己的美刺意見轉達給皇帝，皇帝也可以將自己的政策思想推廣開來。文學作為一個互動交流的載體，比之“獻納但托之奏章，傳宣僅形之批答”，無疑更為生動和有效。反過來，君臣之間的文學唱和，雖然使用詩文這一載體，但必須認識到它的政教功能，這才是文學在國家政治層麵的意義所在。這種政教化、功用化的文學價值觀，正是通過反複的經筵講解，逐漸滲入曆代帝王及太子的治國思維之中，特別是在他們年輕的時候，這一類思想教育和觀念塑造尤為重要。當然，每一位帝王對經筵的熱情程度多有不同，有的寒暑不廢，有的數年不開，這就非館閣諸臣能力所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