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同時，決定在蘇維埃政府中設立革命軍事委員會。11月25日，根據全蘇“一大”決議及中共中央的指示，正式宣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成立，其委員有15人，以朱德為主席。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成立後，即宣布取消原紅一方麵軍總司令、總政委名義及其組織，所有中華全國紅色海陸空軍完全集中統一在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指揮統轄之下。這樣，毛澤東就完全失去了對工農紅軍的直接指揮權。可見，從成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起，王明“左”傾冒險主義者就從軍事領導上開始了對毛澤東的排擠。
且說王明其人，安徽六安人，原名陳紹禹。1925年去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等職。在莫斯科學習時組織了宗派小集團。1930年回國後，打著“反對立三路線”的旗號，進行以奪取黨中央領導權為目標的反黨宗派活動，迫使黨中央1931年1月召開四屆六中全會，由以他為首的宗派集團奪取了中央的領導權。後去蘇聯，在共產國際工作。
毛澤東隨東路軍打下漳州後，下一步該怎麼辦？毛澤東主張紅軍撤回中央根據地，肅清白匪的土圍子，休整部隊，總結經驗教訓，籌備糧食，準備打破敵人的下一次“圍剿”；同時仍主張在打通閩西、贛南兩區後即應向贛東北作有計劃的發展，打通贛南與贛東北兩區，使中央蘇區得到擴大與鞏固。“左”傾冒險主義者認為毛澤東的主張不符合他們的“積極進攻路線”，繼續要求紅軍去攻占中心城市；立即擴大紅軍，改組紅軍，開展城市戰、堡壘戰的演習。同時，對毛澤東的主張進行了攻擊。
1932年4月4日，中央機關報《鬥爭》發表題為《在爭取中國革命在一省與數省的首先勝利中中國共產黨內機會主義的動搖》的文章，指責毛澤東的主張是“濃厚的等待主義，等待敵人進攻，等待新的勝利”，說毛澤東是“把‘鞏固蘇區根據地’當作符咒一樣的去念，把消滅‘土圍子’當做根據地的中心工作，以等待敵人的新的進攻，新的‘堅壁清野’，新的誘敵深入，與新的勝利。”5月20日，臨時中央又給蘇區中央局發了一份長電指示信，直接指責毛澤東在三次反“圍剿”中所采取的戰略是“純粹防禦路線”，是“遊擊主義”，認為“毛澤東及其他純粹防禦路線的擁護者”們的“消極態度”，“將削弱我們的防禦力量與不能擴大與鞏固蘇區”，“可以引出極大的危險結果與蘇區土地之喪失”，認為這種“過分估計與誇大敵人力量”的“純粹防禦路線”和“紅軍中遊擊主義的壞的路線，使他在紅軍及群眾中宣傳積極路線，爭取黨和紅軍的幹部說服他的純粹防禦路線的措施與危險，公開討論毛澤東的觀點。”
“左”傾中央的這封長電指示，實際上是對毛澤東的政治軍事戰略主張的全盤否定，預示著分歧雙方的鬥爭將進一步尖銳化。
且說此時正在閩西的東路軍，5月27日接到紅軍總參謀部通報：陳濟棠正在廣州召開軍事會議，有勾結廣西軍閥共同入侵贛南或閩南之說，又得悉敵十九路軍正開赴福建途中。為了打擊粵敵，中革軍委於5月29日命令東路軍回師贛南與粵敵作戰，以保衛中央蘇區。6月5日，臨時中央發布軍事訓令：“一、五軍團主力應先與河西三軍團相呼應，解決入贛粵敵，在可能條件下占領梅嶺關，再沿江北上，占領贛州、吉安、樟樹，以爭取南昌為目的。”毛澤東等即遵命率領紅一、五軍團分別由龍岩地區出發向西，6月下旬到達贛南天心圩等地。此時已恢複紅一方麵軍建製，朱德兼方麵軍總司令，但不設總政委，並命令取消東路軍及西路軍番號，一、三、五軍團仍歸紅一方麵軍指揮，毛澤東隨軍行動。7月上旬，根據方麵軍總部命令，紅一、三、五軍團在南雄水口圩與粵敵20個團展開激戰。由於三軍團和五軍團兩次誤報敵情，亂了自己的部署，兵力沒有真正集中，雖將粵敵擊潰，但繳獲不多，打成了同敵人硬拚消耗的戰鬥。毛澤東後來總結說：水口圩這一仗，“吃了兵力不集中的虧”，“本來一般算作勝仗，而且還算作大勝仗的”，但是“因為沒有繳獲或繳獲不超過消耗”，因此“在某種意義上簡直還可以說它是敗仗”，“我們曆來就不歡迎這種勝仗”。
水口圩戰役後，7月15日，中共蘇區中央局又根據臨時中央的指示，發出《告前線紅軍戰士書》，提出紅一方麵軍要“毫不疲倦地乘著這一偉大勝利的開展，繼續與敵人決戰，繼續殲滅敵人，迅速地奪取贛江流域中心城市，來實現江西首先勝利。”並規定紅一方麵軍由南雄、信豐北上，向蔣軍主力發動進攻，即實行所謂“北上作戰”，同時策應鄂豫皖、湘鄂西紅軍的反“圍剿”戰爭。
關於北上作戰，毛澤東曾提出了他的戰略設想。他根據紅軍戰爭一貫采取的“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擊破敵人”、“誘敵深入”、“避強擊弱”等戰術原則，認為紅一軍應先行攻打守敵薄弱的樂安、宜黃、南豐、南城等地，掃清北上通路的障礙，打通與贛東北蘇區的聯係，然後再圖進展，7月21日，周恩來以中央局代表身份到信豐前線，後方由任弼時代理中央局書記。周恩來到前方後經過實地考察，了解了前方情況與敵我態勢，因此很快同意了毛澤東的戰略設想。7月25日，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聯名發出《關於當前作戰方向致蘇區中央局電》，說：“我們再三考慮認為贛州上遊敵軍密接，在任何一點渡河突擊贛敵，都有被敵人絕斷危險。如攻新城、南康，將引起寧贛敵人分進合擊或隔江對峙，造成更不利條件。因此決定經贛江下遊先取萬安求得渡河，解決陳、羅等四師主力，以取吉安等城市。”同一電報中，還提出：“我們認為，為前方作戰指揮便利起見，以取消政府主席一級，改設總政治委員為妥，即以毛任總政委。作戰指揮權屬總司令總政委，作戰計劃與決定權屬中革軍委，關於行動方針中央局代表有決定權”。鑒於中央局不同意毛而提議周為總政委，7月29日，周恩來又寫信給中央局堅持由毛澤東擔任紅一方麵軍總政委，反複陳述：如果由自己任總政委，將“弄得多頭指揮，而且使政府主席將無事可做”，而毛澤東“以政府主席名義在前方，實在不便之至”，“澤東的經驗與長處還須盡量使他發展”，並強調說：“有澤東負責，可能指揮適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