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是書院”出身的一位北大校長——跨越過三個時代的何燮侯
何燮侯(1878—1961)
教育家。原名燏時。浙江諸暨人。1897年入求是書院（浙江大學前身），為書院首屆學生。1898年被選送日本留學。1912年曾出任北京大學校長，後因與當局意見不合，辭職南歸。1914年，曾赴南洋考察。回國後在浙江、江西一帶籌辦開礦，在家鄉集資建造鐵路。1932年偽滿洲國成立，何燏時的舊友邀他入閣任偽教育部長，遭到斷然拒絕。“七七事變”後，他避居鄉間，積極從事抗日民主活動。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何燏時曆任華東軍政委員會委員、中央人民政府監察委員、全國政協委員、浙江省政協副主席、浙江省人民政府委員、民革浙江省主任委員等，是第一、二屆全國人大代表。
近代浙江，人才輩出，其中教育家更是不乏其人，就說紹興籍的中國第一大學——北京大學的校長，就曾有何燮侯、蔡元培、蔣夢麟、馬寅初四位。
一
何燮侯出身於一個書香世家，他的父親何頌華曾是晚清的秀才，以書法家和教育家而聞名，因此，在何燮侯的少年，可謂是飽讀“聖賢”之書。中日甲午之戰，滿清帝國竟輸於一蕞爾小國，遂使何燮侯萌發了學習科學、發展實業，並以之振興國家的理想。
其時，浙江大學前身“求是書院”在林啟等的倡議與努力下已建成，它的講注實學，“切於實用”的辦學宗旨深深吸引了何燮侯，遂前往投考，並如願成為該書院的第一屆學生。
1898年，光緒皇帝下諭軍機大臣擬訂章程，谘催各省迅即選定學生派赴日本留學，浙江省奉命考選，結果何燮侯、陳樂書、錢念慈、陸仲芳等四人以優異的成績入選（另有陳儀等四人以學習軍事為名同時赴日本，其後浙江省每年均派10餘人赴日留學，至1903年，浙江省留日學生總數已達154人，居全國第二），當時這支“浙江代表隊”之中，何燮侯年方二十，是最年輕的一位。
然而，正當何燮侯滿懷憧憬，辦好手續，在回家辭行時卻遭到了父親的極力反對。原來何燮侯的父親不願讓自己的兒子漂洋涉險，何燮侯一向孝順，但在這個問題上卻不肯讓步，結果為此不辭而別。
何燮侯到了日本後，先在預備學校學習日語，後入東京第一高等學校，再考入東京帝國大學，1905年畢業，獲工科學士學位，是最早從日本大學畢業的中國留學生之一。
1906年春，何燮侯學成返國，即在家鄉擔任浙江省礦務局技正。同年冬，他被調往北京，任學部專門司主事兼京師大學堂教習。1907年，何燮侯升為員外郎，奉命赴日本考察大學製度，並籌劃圖書設備及建築事宜，曆時數月。不久，何燮侯就任京師大學堂工科監督（相當於工學院院長）兼新校舍建築主任。
京師大學堂是當時中國的最高學府，也是“百日維新”的僅存碩果，不過，卻與朝廷一樣，充斥著腐敗的氣息。何燮侯上任後發憤予以改革，加上他性格剛毅，行事果決，一掃官場的拖遝之風。在他的主持下，京師大學堂德勝門外的新校舍如期建成（後移為陸軍講武堂之用），至1910年2月，京師大學堂在何燮侯等的籌劃下，正式成立了經、法政、文、格致（即理科）、工、農、商等七科，開始具備了現代大學的規模。
二
在何燮侯的一生中，出任北大校長是他最重要的一段經曆。
1912年５月，京師大學堂正式改稱為國立北京大學。
1913年11月，何燮侯出任北大校長。
何燮侯到任後，首先解決經費問題。先是向華俄道勝銀行借款7萬兩，然後他又向當局力爭，議定每月經費由教育部按預算數目發給，並改“兩”為“元”，解決了北大辦學的經費問題。隨即，何燮侯著手解決北大內部的官僚問題。原來北大從其前身的京師大學堂開始就問題叢生，如“官本位”習氣嚴重：無論是“仕學館”的、“進士館”的還是“師範館”的，表麵上這些人是學生，卻一一不失其“老爺”的身份，因此學校也就難以建立嚴正的學規，以致多年以來紀律鬆弛，更有少數學生縱情聲色，上課鬼混，下課後則以“八大胡同”和戲院為“第二課堂”，荒廢學業，加之保守勢力多方掣肘，以及當時學術條件的限製，其教學水平也不過如此。何燮侯到任後，意欲扭轉這種局麵，他刻意執行整頓，嚴格規章製度，建立正常教育秩序，促使北大走上正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