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他們也不免替葉公超擔憂，紛紛給他出這樣那樣的主意。一說到“正事”，林徽因的嗓門又大了起來，語速很快，思路很清晰，讓人不得不集中注意力和精神才能跟上她的思路。
國之重器，自然是拚死也要保護的。但是，日本人也不是省油的燈。單看他們那勢在必得的架勢，就知道此事絕難善了。本來保住國寶已是難事，再想全身而退就更難了。
葉公超身上有一股尚義任俠的豪氣。他生性狷介正直，有時候狂到了一種讓人切齒的地步。他的大少爺脾氣，他的喜怒無常，他的天真與刻薄，都鮮明地成為了一種魅力的符號，讓人愛之不能、恨之不得。
正是這種性格特質，讓葉公超的一生中充滿了各種不可調和的“矛盾”。他有永不願變更妥協的原則，可他卻常常由於自身認可讚同的觀點而立於這原則之外；他心本良善，卻總由於固執己見、恃才傲物而造成不好交往的假象；他有一股接近冷酷的清醒，卻在天真的堅持裏過了半生。
出身官宦之家，又年少得誌，讓葉公超沒有點兒脾氣那是不可能的。他比很多人“大膽”，也比很多人“不管不顧”。那種滿不在乎的“橫”勁和剛直，貫穿了葉公超的一生，也直接促使他奔赴了那樣的命運。
有一件事情可以充分證明這一點。
在葉公超的一生中，曾經對很多人發過脾氣，但被他欽羨地讚美過的，卻非常少。而在這少之又少的“幸運兒”中，魯迅居然是其中一個。當然，必須要說明的是：他肯定的是魯迅的文字，而不是魯迅這個人。
1936年11月1日，葉公超在《益世報》上發了一篇文章，題目叫《關於非戰士的魯迅》。其中有一段話讓人印象非常深刻：“我很羨慕魯迅的文字能力。他的文字似乎有一種特殊的剛性是屬於他自己的（有點像Swift的文筆），華麗、柔媚是他沒有的東西。雖然他是極大的提倡著歐化文字，他自己文字的美卻是完全脫胎於文言的。他那種敏銳脆辣的滋味多半是文言中特有的成分，但從他的筆下出來的自然就帶上了一種個性的親切的色彩。我有時讀他的雜感文字，一方麵感到他的文字好，同時又感到他所‘瞄準’（魯迅是最愛用各種軍事名詞的）的對象實在不值得一粒子彈。罵他的人和被他罵的人實在沒有一個在任何方麵是與他同等的。”
當時中國文化界剛剛失去了魯迅，正處在一片震蕩中，各種悼念的文章層出不窮。要是別人寫出這樣的文章、說出這樣的話或許並不稀奇，可話從葉公超嘴裏說出來，就有些“詭異”了。要知道，他跟魯迅既不是私交甚篤的朋友，也不是同一個陣營中的戰友，甚至立場觀點都不一樣。如此恭維，實在是很出人意料。
在我看過的對魯迅的各色各種的評論文章中，還沒有見過這麼推崇、這麼激賞的。尤其這話出自葉公超這樣一個絕對是對立營壘中的人物之口，除了增加我們對魯迅的認知外，還得承認世間有一種超乎政治立場的公道在。
——韓石山
文章一發出來，胡適不樂意了。葉公超是新月派的大將，而魯迅則對新月派素無好感，常撰文“罵”之，讓新月派的一幹人等非常沒有麵子。就連胡適、徐誌摩都沒能讓魯迅筆下留情，照“罵”不誤。葉公超卻公然“倒戈”，這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臉嗎？於是，胡適毫不客氣地對老友說：“魯迅生前吐痰都不會吐到你的頭上，你為什麼寫那麼長的文章捧他！”
“人歸人，文章歸文章，我不能因人而否定其文字的成就。”許多年後，垂暮之年的葉公超如此說道。
看，這就是葉公超。我可以不認可你這個人、不喜歡你做的事，但我願意肯定、尊重你的成就。哪怕你不領情，哪怕別人覺得沒有必要，我也隻說我想說的話、做我想做的事。
人各有立場，必然會因立場不同而爭鬥，但才華是無辜的、平等的，不管你持有何種立場，你的才華都應該得到尊重。
同樣的，隻要認定了這件事非做不可，葉公超甚至懶得去計算其間的風險。
上海，他是去定了；毛公鼎，他也是護定了。
在中國的地盤上，如果任侵略者明目張膽地搶走中國的國寶，那可就是天大的笑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