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戰爭的失敗是20世紀中國“遊蕩的百年史”的開端。
如果僅僅把甲午戰爭理解為一次失敗的海戰，如果僅僅把這一次失敗的海戰歸因於李鴻章、慈禧或者沒落的洋務派，似乎就再很難理解大東溝以後發生的一係列的失敗。我們與其說甲午戰爭的失敗是以後百年的開端，還不如說它自己恰恰是更久遠之前的某個過程的結果。
這個過程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我認為它始於清朝的鼎盛時期。恰是在一個王朝最鼎盛時埋下了影響中國百年後那些最深刻的危機。最先出現的財政危機，有記載稱1840年前百年間清政府年財政收入與支出基本上持平；而同期全國人口卻激增。財政危機後接踵而至的就是行政危機、膨脹的人口要求更有效、更有力的行政管理，而有效的管理又需要大量的財政投入，在政府財政拮據的情況下，低俸的官員隻能利用權力腐敗、政治腐敗。馬上就會引發社會性腐敗的發生。原有的國家與社會的中介——士紳階層不可能再運用傳統和人格魅力進行社會整合，外來因素又促成這一群體很快分化成工商業者、官員和土豪劣紳。一個找不到整合力量的社會隻能一步步由腐敗走向解體。
傳統社會解體時同時總伴有一個國家重建過程，在中國，這一過程往往以更深入的破壞和侵蝕社會自身組織作為代價。因為國家重建首先需要汲取大量資源，不得不尋找新的代理人。於是有了保護性和掠奪性兩種掮客，類似於《白鹿原》中所寫的“白”與“鹿”。作為基層社會中的動員力量，掠奪性掮客無疑會日益失去傳統士紳的品格和基礎，而國家為了獲取資源也注定無情摧毀傳統社會中的文化網絡，這必將在社會解體時文化也最終解體。
回顧清以來的曆史，就會發現最先出現的是鼎盛時的財政危機和行政危機，西方的入侵又產生了知識分子的認同危機，文人和新思潮動員起了社會，尤其是社會底層引發了參與危機，袁世凱前後出現了嚴重的權威危機，由此一發不可收拾的軍閥混戰則表明中國又進入了整合危機。
如果從中國現代化進程中主體性危機的發生和發展的角度來看，甲午戰爭的失敗也許就不難理解了。
孫立平（北京大學社會學係）
本文摘自1994年8月18日《北京青年報》楊平、李文渭編輯《甲午中日戰爭百年祭》專欄。（注：《五人談》的標題，本書作者略有改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