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跑，不要跑！可能敵人還有第二個埋伏！”多少有點兒戰鬥經驗的人，作為常識，是應該懂得這一點的。但是，少數幾個頭腦冷靜者的聲音無法送進極端恐怖的眾人耳朵裏。
果然，東學軍早已設好了第二個陷阱。
昨天從白山退卻時，東學軍分成兩路，一部分高舉大將旗，退往黃土峴；主力卻退到了扶安。政府軍緊緊追擊撐著大將旗的這股，而放棄了逃往扶安之敵。然而，朝扶安方麵撤去的東學軍，入夜之後，突然轉向黃土峴。這是從白山撤退時東學黨領袖製訂的作戰計劃。
從扶安踅回的東學軍成了伏兵。他們向潰不成軍的政府軍展開了猛攻。
官軍潰散了。
這次黃土峴戰役，據說隻有十幾名官兵死裏逃生。
這是一場具有重大意義的戰鬥。東學軍從政府軍那裏奪來的槍、炮、彈藥，一下子變成擁有新式裝備的軍隊。
隨後，東學軍又浩蕩地返回白山，是勝利而歸。東學軍完全變了樣，竹槍換成了步槍，破衣爛衫換上了正規服裝。
於是，東學黨發動了大起義。並且乘勝前進，連續攻占了朝鮮南部的金州、忠清、慶尚三道，國都漢城危如累卵。
東學黨起義軍攻陷朝鮮南三道的消息傳來，朝鮮王室和大臣們大為震驚。
東學軍會不會就這麼把李氏王朝徹底推翻？國王及政府領導層的心裏隱約浮現出不祥的念頭。
“非借助清兵來鎮壓不可了。”閣僚會議上，國防大臣閔泳駿提議。
閔泳駿的“借兵論”最先在5月16日的閣僚會議上提出，但遭到國王和大多數閣臣的激烈反對。因為依據條約，如果中國出兵，日本也將出兵。這樣一來，朝鮮國土必將被蹂躪。與其如此，不如接受東學黨的要求，處罰貪官汙吏，改革政治，解決當前的緊迫問題。——反對借兵者也振振有詞。
不過，應允掀起暴亂的東學黨的要求，就是屈服於叛軍，不啻現行體製的崩潰。東學黨氣勢正盛，即使政府想妥協，他們會同意嗎？這是毫無把握的。再說，誰去談判呢？
閔泳駿至少唱了半個月借兵論，並且不斷和清政府駐朝鮮的最主負責人袁世凱聯係，商量清軍入朝問題。
在多次大臣會議上，閔泳駿曾反複提出向清朝借兵，大臣們反對說：“不這樣清廷還要把宗主關係、藩屬關係強加到我們頭上，如果借了兵，我國肯定要失掉獨立和主權。”
“那麼，你說該怎麼辦？用最精銳的壯勇衛也打不敗東學黨，這就是說，要打敗東學黨，需要更多的兵力，而我國已經再無兵員了。怕有損於獨立，不從清廷借兵，難道就坐等東學黨把我們朝鮮國推翻嗎？借來清兵，朝鮮並不會被吞沒。可能種種幹涉要比從前加強，但是，自主權是會徐徐恢複過來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隻要地下有根，就會枝繁葉茂，開花結果。相反，爛了根，那可就無計可施了。不管付出多麼大的犧牲，也一定要保住根。為擊敗東學黨，除了向清廷借兵之外，還有什麼好辦法嗎？”
前線戰局吃緊，使閔泳駿的論說頓時增強了說服力，反對之聲漸漸消失了。
5月31日，朝鮮政府正式通知袁世凱，請求清朝派出軍隊，協助鎮壓東學軍。
6月1日，袁世凱將朝鮮政府的請求和他的意見電告清王朝和他的頂頭上司李鴻章。
一天，日本公使館書記官鄭永邦會晤中國在朝鮮的最高負責人袁世凱。
鄭永邦，這是個中國名字，但鄭永邦純粹是日本人，並且是日本的外交官。鄭的祖輩從中國來到長崎，幾代人都以“通事（翻譯）”為業。袁世凱會見鄭永邦時，總覺得格外親切。
“血比水濃”，這一古老的信念，在袁世凱的意識中是存在的。他認為身上流著漢族血液的鄭永邦，不會做出損害祖先的祖國——中國的事情。他甚至還以為，鄭永邦肯定會瞞著上司采取一些有利於中國的措施。
日本公使杉村深知袁世凱的這種心情，故意讓鄭永邦同他接近。杉村認為，鄭永邦的話容易被袁世凱所接受。
明治初年，正是日本人國家意識高漲的時期。身上流著中國人血液的鄭永邦，絕不似袁世凱所想象的那麼單純。鄭永邦正因為有個中國姓，所以才更想當一個比誰都更愛日本國的日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