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太後利用翁同龢等“言官”“詞臣”那些“清流黨”，不斷地參奏、彈劾地方大員，在中央牽製湘、淮軍封疆大吏的行動。利用“海防”“塞防”之爭，拉攏湘、淮軍舊將，分化曾、左、李效忠於慈禧太後個人。這就是曾國藩、李鴻章在“洋務”活動中處處掣肘，施展不開，變革不能徹底的主要原因。
以致李鴻章在《與友人書》中曾經氣憤地說：“清議之禍，與明季同出一轍，果孰為之耶？”情況確實和明朝萬曆、天啟、崇禎年的“黨爭”非常相似。同樣是扮演“宰相”的角色，李鴻章的“名相功業”不如伊藤博文，中國的變法、維新，始終不順，原因就在於此局。
美國曆史學家李恩涵說：“縱觀整個洋務運動30年的曆程，隻有李鴻章扮演了一個全國上下自強運動之協調人的角色。然而在清代中後期君權愈加集中，朝臣職能權力愈發分散的情勢下，他處處飽受來自慈禧、朝廷清流，以及其他地方督撫的掣肘與猜忌。”
李鴻章想起寫給友人的書信裏的一段話：“十年以來，文娛武嬉，釀成此變。平日講求武備，輒以鋪張靡費為疑，至以購械、購船，懸為厲禁。一旦有事，明知兵力不敵而淆於群哄，輕於一擲，遂一發而不可複收。戰絀而後言和，且值都城危機，事機萬急，更非尋常交際可比。兵事甫解，謗書又騰，知我罪我，付之千載，固非口舌所分析矣。”
事已至此，複能何為？
難道自己不是一個有著血性雄心的男兒？當初他為什麼冒天下之大不韙，主和而不主戰？
人心渙散，國勢式微，沒有人比李鴻章更清楚中國已衰落到何等地步。
這是他一個人的戰爭。這是他從一開始就力圖避免的戰爭。他曾經這樣袒露心聲：
“海軍費絀，設備多不完，唯鴻章知之深。朝野皆不習外事，謂日本國小不足平，故全國主戰，獨鴻章深知其強盛，逆料中國海陸軍皆不可恃，故寧忍詬言和。朝臣爭劾鴻章誤國，樞臣日責鴻章，乃不得已而備戰。”
為什麼會敗給小小的日本？大風起於青萍之末，一切是其來有漸。
堂皇的大清帝國，早已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風雨飄搖，如將頹的四麵漏風的破屋。他也有挽狂瀾於既倒之吞吐風雲的大誌，但最終是心有餘而力不足，不過是一個裱糊匠而已。
更要命的是，大清的體製與人事，導致當時的西方媒體認為，所謂的中日戰爭，僅是李鴻章一個人的戰爭。
梁啟超在《李鴻章傳》中說，李鴻章是“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內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民。日責人昧於大局，而己於大局先自不明；日責人畛域難化，故習難除，而己之畛域故習，以視彼等。猶不過五十步與百步也。……吾故曰：李之受病，在不學無術。故曰：為時勢所造之英雄，非造時勢之英雄也”。
李鴻章既以“洋務”與慈禧太後、光緒皇帝、翁同龢師傅，以及眾多分分合合的“言官”“詞臣”們周旋，同時他自己也是被滿清王朝玩弄於股掌之上。
梁啟超說：“吾敬李鴻章之才，吾惜李鴻章之識，吾悲李鴻章之遇。”
也許這就是李鴻章自己沒有認識到的自身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