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職業生涯的最後六年裏（2005—2010年）我陸續寫下了一批隨筆、談教學、談科研、談管理，談我的學術經曆和生活經曆，還包括談我的業餘愛好———美石，共計41篇。麵對這批隨筆，把它們結集成冊的想法油然而生。然而，用什麼作書名成為一個難題，因為隨筆涉及的題材太散，無法提煉出一個主題。無意中想到了隨筆中的一句話，稱所寫的內容為“一堆淺顯的老生常談”[4]，用“老生常談集”作書名是合適的。按我的理解：老生指老人，熟人；常談指掛在嘴邊的一串無新意的話語。簡言之，“老生常談”就是指“老人說老話”。那麼，老人說的老話是對還是錯，誰愛聽，就成問題了。根據我的理解，老話很多都是對的，例如我欣賞的一句老話，詩經中的八個字“摯子之手、與子偕老”。這句話高度概括了我們中國人的傳統愛情觀和婚姻觀：一旦相戀，終生相伴。我作為一名老人，對這句老話體會更加深切。當然，這本集子裏的老話怎能與詩經名句相比擬，隻是想說明老話大多是對的，也是有意義的，因為能被人常掛在嘴邊的老話會錯嗎？這篇自序想說說這批隨筆的來龍去脈，簡要介紹涉及的主要觀點。這裏的引文是目錄中的篇序號。篇序號在分類基礎上按時間編排的。
這本集子可看做一名在高校工作50年的老教師在他職業生涯最後幾年的心路記錄，也是生活經曆動態反映。現在回想起來，這批隨筆的形成純屬偶然。第一篇隨筆完成於2005年春。那年春天，我應微軟亞洲研究院（M SRA）院長沈向洋博士邀請，到研究院工作訪問三個月，使我有機會深入了解M SRA各個層次人員及其運作機製，同時對照學校科研工作思考了一些問題。微軟亞洲研究院的前身是微軟中國研究院，成立於1999年，到2005年時隻有短短6年曆史，但已是國際公認的世界一流的計算機圖形學研究中心了。在M SRA 工作期間，我思考的問題有：一個學術單位怎樣才能算得上世界一流；微軟亞洲研究院短短6年快速成功的原因何在；同時，對學校的科研工作提出了幾點建議。M SRA 快速成功的原因在於集聚了一批學術領軍人才，如李開複、張亞勤、沈向洋、郭百寧等。我們缺的就是學術領軍人才。我在隨筆中還提出應把博士生的待遇提高到每月3000元的建議。有趣的是，直到2009年浙大才考慮將部分博士生的待遇提高至每月2500元。根據這次訪問經曆，我給張曦書記和潘雲鶴校長寫了一封信———我的第一篇隨筆[1 0]。後來我把這篇隨筆作為彙報材料送交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會信息學部計算機學科劉克處長。時隔5年，劉處長在2009年10月參加CAD&；amp；CD國家重點實驗室成立20周年慶典見到我時，專門向我提起我寫的這篇東西，說他保留至今。
以後陸續寫成的東西都是有外界因素引發的，不是訪問活動給我觸動，就是一些見聞引起我的思考，如因求是村裏一位熟悉同事小外孫墜樓事故而給杭州錢江晚報編輯部的信[3 2]。總之，這批隨筆是“有感而發，有話要說”的產物。再談一次出訪給我的思考。2006年5月應德國恩卡那梭（Jose Encarnacao）教授邀請訪問弗朗霍夫計算機圖形學研究所（FhG‐IGD）。我與恩卡那梭教授的友誼始於 1987年他第一次訪華。我第一次訪問他的研究所是1989年，當時見到他的研究所因大學用房緊張而在校外租房子。20年來我見證了他領導的團隊堅持應用研究，堅持為產業界服務而日益壯大的曆程：人員擴大（達150人）、科研經費增長（達1800萬歐元/年），自力更生建造了三座新大樓，成為國際圖形學研究所網絡基金會的領導單位。我從恩卡那梭教授的成功實例得出，走應用研究，學科為產業界服務的道路是一條具有無限生命力的學科發展之路。回國後寫成隨筆[1 2]作為校統戰部黨派建言報送校領導。張曦書記在材料上的批示達280字之多，給予充分肯定。這篇文字還被校統戰部評為優秀黨派建言。
說實在的，能獲如此殊榮的隨筆是鳳毛麟角。我寫隨筆的動機不是為了獲得領導好評，純粹是思考形成的一些隻言片語，有的純屬自娛而已，如上傳到我個人主頁的18篇隨筆。有些隨筆是反映看到的問題，提些意見，希望引起有關職能部門注意，最好能作相應改變。我寫的隨筆有6篇是通過校統戰部黨派建言上報的，有2篇是以個人名義通過校辦公網上的校長信箱實名上傳的，走的是信訪之路。還有10篇是我給學院和實驗室領導的電子郵件，可看做私人信件，3篇是為相關文集而作，還有一篇給杭州錢江晚報編輯部的信和一篇給當時的杭州市委書記王國平的信，共計41篇。由此可見我提意見的初衷是反映問題，表達個人看法，不會固執己見，也不是為了擴大個人影響，更不想成為公眾人物，這也是我不開博客的原因。我也不會天真到期望校領導過目我上傳的每篇文字並作回應。然而確實希望有關部門能把我的意見轉交相關職能部門處理，並告知處理結果，即便“不予處理”也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很多意見和建議上傳後如石沉大海，渺無聲息；部分答複不是正麵的，而是高壓式的官腔，令我無法接受，也令我十分不理解。隨筆[20]談了我對信訪工作的幾點不成熟意見。隨筆[18]“建議浙江大學實施教師帶薪學術假製度”上傳後得到過校人事部正式答複，稱浙江大學已實施教師帶薪學術假製度多年，同時也提到無工學院教師申請，隻有少數文科教師申請的事實。對我們建議中提到的目前浙大教師忽視知識更新，缺乏出國進修訪問積極性這一核心問題未作正麵答複。明眼人應該清楚，實施教師帶薪學術假製度僅僅是一種手段，而不是目的。校人事部答複也說明學校的教師帶薪學術假製度實施效果不佳，沒有達到促進教師業務進修、提高教師業務水平的目的，是一個有名無實的製度。我給學院領導的電子郵件大多得到他們的正麵答複與落實。我知道，我提出的有些問題和意見是比較尖銳的。特別是幾篇反映教學質量下滑的隨筆。我呼籲學院重視教學質量下降問題[9]，提出抓教師隊伍整頓，抓教風整頓，抓學風整頓[4]，指出當前學生中盛行的作業抄襲之風像甲型 H1N1流感疫情那樣具有很強的傳染性，若不嚴加防控和對症治療，這一抄襲疫情的後果將不堪設想[7]。我的這些意見絕無惡意，更不是有意攻擊。我從學院領導的答複中能體會到他們是理解我的初衷的。是他們容忍我說三道四，即使說多了，說過頭了也無妨的寬容態度，使我有了寫隨筆的勇氣。感謝學院領導，特別要感謝汪益民和馮雁兩位書記，陳純和莊越挺兩位院長多年來對我的容忍和鼓勵。
現在回想起來我也曾有過一次，可能是唯一一次固執己見的提意見之舉。這就是隨筆[2]中提到的糾正學院把計算機體係結構課程作為選修課一事。這裏的困難不在於統一思想，而在於具體操作，因為計算機體係結構課程改為選修課後被削減了2個周學時，現在再次改為必修課後要恢複到4個周學時。這新增的2個周學時從何而來？實際隻能通過削減其他課程的周學時來補償計算機體係結構課。那麼減誰，就成了難題！當時學院召開了一次院教學委員會會議，我作為特邀人員列席。當會議進入“減誰”這個實質問題時，集體進入禁聲狀態，會場一片靜默。我作為列席人員發了言，提出“等重要性課程”概念，我列舉了7~8門必修課程，並認為它們的重要性是相同的。經與會全體人員認可後，我進一步提出，既然它們的重要性是相同的，那麼它們的周學時應該相同。這一觀點也被認可後，接下來減誰的周學時問題就迎刃而解了，因為教學計劃中確有幾門課被特殊化了。每當我想起這件往事，心中總是充滿自豪的暖意。我們計算機學院是一個真正能廣納不同意見的民主的學院。我能作為其中一員而深感自豪和溫暖。我們學院的快速發展和成功是必然的[19]。這個例子使我認識到提高教學質量的最根本之道在於學習和傳承，要慎談創新，避免折騰。我們要老老實實地學習人類文明積累的優秀教育思想，老老實實地傳承古今中外行之有效的辦學理念和實踐經驗，同時要避免瞎折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