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主意太多的尼旺在玉龍村建議悄悄修蓄水池，缺水缺窮的人們聽了他的建議，認為把水儲存起來就萬事大吉了，於是處在上水處的玉龍村把水截流了。戰堆村用不上水當然不幹了，拿起鋤頭和鏟子要填平玉龍村的蓄水池，一個要保衛一個要鏟除，鬥毆的慘禍自然就發生了。
不堪回首啊，整整九死十二傷，死的躺在地上，走了就走了；傷的躺在病床上，揚言這仇非報不可；比大躍進還大躍進的尼旺也死在自己的鬼主意中。
蹊蹺的是，這場人禍還沒來得及處理，百年不遇的山洪暴發又把這個“陶瓷”工程毀得麵目全非。這件事，上上下下處理了十幾個人，坐牢的坐牢，革職的革職，包括“縣革委”的劉主任，公社的王書記。精神上受到巨大刺激的王書記後來瘋了，送進了綿陽精神病醫院。
二十年後，已是縣人大主任的大旺堆每每見到我，就鼓起牛眼瞪瞪我朝我努努嘴，不分場合開玩笑地叫我“惹禍篼篼”，意思是因為我放電影“惹下的禍事”多得要用背篼裝，大旺堆那皺紋滿布的嘴為調侃增色不少，仿佛對過去的歲月有了更為理智的評判含義。是啊，從“文革”活到改革開放近二十年，人們已從“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年代步入到了“八仙過海各顯神通”的年代，是撥亂反正的巨大進步。
在藏東，“惹禍篼篼”專指愛挑起事端的人，我的媽，似乎當年那場命案是因為我放電影引起的。聽上去很是委屈，但我一點不怪大旺堆，其實這個綽號暗含褒獎的意蘊。外形上五大三粗的大旺堆雖然沒有什麼文化，但心眼兒跟針眼兒一樣細，對基層群眾工作更是了如指掌，用個不恰當的比方就是“吉村家放的屁能否臭到紮西家”他都能公正地作出判斷，搞基層工作非他這種人莫屬，他所工作過的地方他的威信和經驗是頂呱呱的。
因爭誰先誰後看一場電影而殺人，誰都明白更深層次的原因，一個“窮”字整整害苦了一茬又一茬的中國人，都是電影惹的禍隻不過是一種表麵的調侃而已。不過，從因果關係來講，沒有電影也就沒有那場人命關天的事，電影是因，死人成為了果。這故事要是講給80後、90後的娃娃們聽，他們保準說我在說“天書”，在話“聊齋”，在裝神弄鬼。
“陳列室”靜靜的，間或有飛不出屋子的蒼蠅從耳邊嗡嗡飛過。不時聽見蒼蠅撞窗戶玻璃的聲音，一旦找到出口飛出去後，屋子就出奇的靜，甚至能聽到細微的衣服摩擦聲，偶爾目光隨著指尖在放映機鏡頭上滑來滑去。
不知不覺似乎出自本能地插上了放映機的電源，掛在放映機旋轉軸頂端的白熾燈已經打開，接著從膠片盒裏取出《紅旗渠》第一卷膠片，熟練地掛好帶，走到放映機對麵的牆壁放下銀幕，拉好窗簾，屋子裏隻有放映機上的白熾燈亮著，一切的工作步驟按記憶的慣性進行著。打開放映機的開關，白熾燈熄滅，放映機鏡頭一束白色的圓錐形強光投向銀幕，放映機的旋轉軸上輕微響起我再熟悉不過的旋轉聲，放映機勻速的嗒嗒嗒嗒地旋轉聲讓我安靜地坐下來，眼睛死死地盯住銀幕。
一九七○年中央新聞電影製片廠發行上映的《紅旗渠》在時隔三十年後從廣袤的農村進入到私人的“陳列室”裏，霎時，眼裏和耳裏再次傳來再熟悉不過的畫麵和聲音，伴隨著畫麵和聲音，我的淚水一發不可收拾地從眼眶朝外滾，泛濫的淚水很快打濕了整個臉頰，驟然間絨塔的相邀讓我突然變得深刻起來，像在雲端俯視大地。我沒有去揩擦，而是讓淚水肆意橫流，淚水和紅旗渠嘩啦啦地彙合在一起，一種從未體驗過的幸福感使鼻尖既酸脹又癢癢，村民和銀幕那親切的氛圍和熟悉的味道竟讓我失聲大哭。
電影裏修渠的隆隆爆破聲將我從回憶中拖回現實，我用襯衣的袖角揩掉淚水，心想：做夢都沒有想到，我們這些被社會進步逐漸遺忘的縣級電影公司，被遺忘的放映員，居然被絨旺塘村的80後青年深深地惦記著，我由衷地向這幫孩子致敬。
換好第三卷膠片，我深陷在沉默中，靈魂像是遊遍了我所經曆過的那些因缺水而貧窮的村寨：那些幹裂的土地、那些荊棘叢生的荒坡、荒坡上撲棱著翅膀在滿是芒刺的仙人掌上吮吸水分的麻雀、那些天不亮就去山下背水的村人、那些久旱時嗷嗷待“雨”的莊稼、那些在幹燥的空氣裏發出要水喝的各種幹啞聲音的牲畜、那些滿臉塵垢頭發被泥和汗水凝結在一起的孩子、那些在晨昏裏皺紋清朗的老人們搖動經筒祈水的嘴唇的嚅動、那些待一場暴雨過後在水槽邊赤裸著身體滿心歡喜洗淨塵垢的女人、那些牧歸中揚起濃濃煙柱的羊群；還有在幹燥的熱風中懸浮在空氣裏嗆鼻的粉塵……
這一切被缺水折騰出的荒寂貧困景象，到如今就要被這群開過眼界有了知識的“毛孩子”們改寫，我既興奮又汗顏，時代的進步恰恰印證了我們常掛在嘴邊卻沒有仔細思考的話：真是長江後浪推前浪啊！
不知不覺中我格外誇張地刻意哼唱起《紅旗渠》的主題歌：“辟開太行山/漳河穿山來/林縣人們多壯誌/誓把山河重安排；條條道渠繞山轉/座座水庫映藍天/層層山嶺綠油油/荒山變成大寨田/劈開太行山/漳河穿山來/自力更生創奇跡/高舉紅旗永向前。”一邊唱一邊動手擦拭這台國產長江十六毫米甘光溴鎢燈GS-16HX電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