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趨勢或疼痛，早在150年前，敏銳的亨利·大衛·梭羅已經覺察到，並在寧靜的《瓦爾登湖》畔流露出深沉的憂思：“古代的詩歌和神話起碼讓我們看到，農事曾經是一門神聖的藝術；卻被我們的不敬的匆忙和草率弄得麵目全非……沒有節慶日，沒有列隊遊行，沒有慶典儀式，就是我們的耕牛展示大會也不例外，所謂的感恩節也不例外。農夫本來是通過這些儀式表示其職業的神聖意義，或者以此來想一想農事的神聖起源的。現在引誘他的卻隻是收獲的獎金和宴席了。”
“人類不止在過渡，而且在轉型；我們要麵對的不僅是一個新社會，而且是一個嶄新文明的再創造。”我相信未來科學家托夫勒的這一斷言。因此，我的看法與農具係列小說《太平風物》的作者李銳相似：“無論以田園的名義，還是以革命的名義，把億萬人世世代代綁在土地上是這個世界最不人道、最為殘忍的一件事。”我的身體離開農事多年，但思緒未曾離開須臾，如同龐大蓬勃的錯綜複雜的葛藤始終不渝地揪著安身立命的泥土—無時無刻，都在期盼那些業已冷清的村莊也能迎來偉大的複興。
細節大於整體。所以我在記述的時候，總怕漏掉那些看似微不足道卻又銘心刻骨的細節—正是那些細節真實而又生動地呈現出農耕文化的深刻內涵；正是那些沒有上過幾天學的老農，沒有讀過多少書的老農，講究自然，講究完美，奉優良傳統為圭臬，躬行“和”之道，“順”之道，年複一年，日複一日，做給下一代看，說給下一代聽，才使生活中最具價值的農耕文明得以戒指似的代代傳承，才使許多農耕故事和農耕景象得以日月般的永遠存在。
於是，寧願犯忌，不講章法，不講技巧，不惜筆墨，信手寫來。“你要描寫一個動作，就要找到那個唯一的動詞；你要描寫一種形狀，就要找到那個唯一的形容詞。”我深知難得星月之詞、雲霞之句，但我努力遵循福樓拜這一指示，甚至刻意沿用一些孑遺生物似的簡約而傳神的方言和俗語，進行原生態表達—讓手中笨拙的筆充當傻瓜機，照實攝錄—村莊、家園、習俗、土地、農民、農事、農具、種子、莊稼、收成……盡量趨近曆史，保全真實，以便觀照，以便緬懷，以便感悟。
夙願既遂，仿佛一位易於滿足的農民，曆盡艱辛，迎來收成。此刻的感覺，真有點像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托馬斯·曼所說的那樣：“……終於完成了。它可能不好，但是完成了。隻要能完成，它也就是好的。”
如蒙披閱，有過相似經曆的會說：“確實是這樣。”沒有相似經曆的也會說：“原來是這樣！”那就謝天謝地了；倘若因此懷想農耕文明，對農村萌生愛意，也替農業說話，也為農民出力—“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更是倍感欣慰了。
最令我感動的是，當我像懷揣一件收藏多年的古物懇請專家甄別真贗一樣，誠惶誠恐地將拙著寄給心儀的中國作家協會名譽副主席、當代文學研究會會長張炯先生，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副會長、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謝冕先生，著名評論家閻綱先生，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陳忠實先生，著名作家王朝柱先生，著名批評家、中山大學中文係教授、博士生導師謝有順先生，著名民俗家鮑國忠先生求教的時候，諸位無一不熱忱寄語；當書名由《半畝紀事》改為《日落日出》的時候，著名書法家、福建師範大學美術學院教授朱以撒先生兩度題寫；當拙著呈送出版社的時候，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作家出版社社長何建明先生親切接見……總之，每一縷垂愛的陽光，我都銘之記之；每一滴關懷的雨露，我都念茲在茲！
2010年12月20日於半畝草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