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60年代初，隨著科學和經濟的迅猛發展，西方社會進入了後工業社會，現代西方文明也經曆了一連串的文化裂變和知識轉型。這種裂變和轉型，人們稱之為“後現代”。這是一個崇尚消費、物質至上的商品時代，欲望和快感替代真理和正義成為了最流行的價值標準；這是一個大眾文化、網絡文化大行其道的傳媒時代，電腦和數據庫空前發展，資訊急劇膨脹，它們改變了人們獲取信息、生產和傳播知識的途徑，同時也分裂了人們的時空感，使得世界日益以虛擬的“類像”呈現；這是一個權威失落、信仰泯滅的多元時代，另類和先鋒文化不斷興起，人們有了更多的選擇和可能的生存方式，但與此同時，也比任何時候都倍感精神分裂、世界虛妄、人生了無意義；這是一個全球化的時代，不可遏止的經濟一體化一方麵帶來了資本、市場乃至生活結構的同質融合，另一方麵卻阻止不了異己文明之間的更加複雜紛紜的衝突……所有這一切都告訴我們一場影響深遠的變革正在悄然進行，我們正處在一個曆史轉折的交叉口。社會的巨大變革暗示了發軔於啟蒙理性的現代文明不僅失去了整合社會的凝聚力，也失去了詮釋社會現象的能力，它麵臨著深刻的合法性危機。新的變革呼喚新的理論和觀念對此做出回應和解釋。
法國當代知識分子在20世紀的下半葉開始了這一曆程。在將近半個世紀的理論撞擊和融合之後，他們形成了批判現代性危機、詮釋文化思想裂變的後現代思想陣營。這一思潮有著與德國理性傳統和英美分析哲學截然不同的“獨特性”，它是知識分子發起的對西方人文主義傳統的抗爭與回應。他們深刻反思了從希臘拉丁傳統而來的同一性主體哲學的弊病及其引發的曆史災難，把研究的重心從主體轉向他者，從同一轉向差異，從理性轉向欲望，從概念轉向感覺，從結構轉向事件，從邏輯轉向語用和修辭。正是通過對這些始終被西方傳統所忽略不計的他者形象的思考，法國當代哲學不僅指出了這個時代的困境及其原因，也為奧斯維辛之後哲學的發展及思想如何保持其尊嚴提供了可能的方向。在某種意義上，法國哲學較之於英美分析哲學和德國的理性傳統，更具有時代性，更關心這個時代的疾病以及理性話語中所暗藏的危機。
如果將傳統哲學和法國當代哲學的特征簡化到極點，我們可以將它們看作是同一性哲學和差異性哲學的對立，或者是“一”和“多”的對立。傳統的普遍哲學始終認為現象（感性世界）是虛幻的，變動不居的，不具備真理的價值，“現象”隻是“本質”的摹本；而“本質”則是真實可靠的，可以穿越時空的考驗而具備永恒的價值。由此形而上學關心的是諸如“共相”“形式”“範疇”“絕對”“精神”的概念，因為它們都是擺脫了感性束縛，服務於普遍永恒秩序的東西。在形而上學看來，“真實”（reality）不等於“實存”（existence）。而這一區分引申出兩個基本命題，第一，“實者不在”（the real has no existence）。哲學上的存在，是一種不依存於他物的獨立自在的存在，而隻有共相才具有這種存在，所以隻有共相才是真實的。不實存的“共相”既然是“真實的”，那麼這意味著存在著的事物反而不真實了，所以第二個命題是“在者不實”（what exists is not real）：一個個存在著的東西隻是共相的某種顯現，它們是特殊的、偶然的，不過是從共相中浮現出來的殊例，在哲學上並不具備真理的價值，也不是哲學要考察的對象。
共相是事物存在的理由，這一理由是先在於事物的，但是這一“先在”不是時間上的先在，而是邏輯先在。所謂邏輯先在就是指共相是所有實存事物的源泉，是世界產生的第一原則或第一原因。“世界對共相的依賴不是一種因果式的依賴，而是邏輯的依存。換言之，世界來自共相，但不是作為結果從時間上來自它的原因，而是作為一個結論來自它的邏輯前提。”共相的基本特征就在於：第一，共相沒有實存；第二，共相不在時間之中，它沒有時間性。差異總是在時間中存在的差異，為保證絕對真理的獲得，時間要麼被忽略不計，要麼被概念化。
由此，同一性哲學建立在兩個基本的前提之下：第一，概念和共相被認為是優越於感覺的秩序，感覺在普遍哲學那裏始終是謬誤之源。柏拉圖區分可感的和可思的，並將後者置於前者之上，康德將感覺看作是知識的初級材料，黑格爾把感性看作是絕對精神自我展開、自我實現過程中最低級的一環，大抵都是出於對不確定的感覺因素的懷疑。同一性的第二個前提是時間，尤其是“現在”（present）、“此刻”（now）沒有進入哲學的考慮。對於共相和確定性而言，時間始終是帶來變化、導致差異的罪魁禍首，是在特殊中把握普遍的哲學思考必須首先清除的東西。在西方思想史上，盡管也有各種各樣的懷疑論來質疑這些命題，但始終是不太成氣候的支流，並不對前者的主導地位構成真正威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