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我們那時是因為傻繼續走下來了，越往前走公司越少，越走越孤單。當時中國最大的問題是上千萬“知識青年”從農村返回城市，無法就業，政府那時鼓勵大家去賣大碗茶、賣饅頭等過生活。這些人那時叫個體戶，做得很成功的就叫萬元戶。萬元戶的概念就是一年能掙1000歐元，在那個時候可能是大明星了，政府渴望解決知識青年回城就業問題。我也就是個成功的個體戶。有些成功的個體戶開始雇工，成為雇主，那時有法律規定雇工不得超過八個。中國的市場化，私有化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磕磕碰碰開端的。不可想象今天可以有十幾萬的雇工。
中國那時還沒有想到在高科技產業產生突破，高科技在那個時候的中國還被認為是高不可攀的事。中國那時想解決的是“文革”的後遺症，使國家盡快穩定下來。在那個充滿變化的時代，我們這個年齡段是很容易被時代拋棄的。轉型的時代，中國從封閉的落後時代轉化到現代化電腦化的時代，我們這個年紀是最沒有價值的。電腦不懂，英文不好。那時最代表中國潮流的是大範圍的出國留學，吸收外國的經驗，這對中國後來的經濟發展起到很大推動作用。我們那個時代沒有條件出國留學，隻能看看書，從書中了解外國的經驗。
《世界報》/Philippe Escande：那您當時為什麼沒有條件出國呢？
任：第一，我有老婆孩子，他們要吃飯、上學，總不能留學兩年不管他們吧！第二，我英文不好，自學英文要花很長時間。又要掙錢又要補習英文，對我來說是很困難的。因此我目光短淺一點，沒有出國。
《費加羅報》/Marc Cherki：華為公司的名字是您建立初就起的，還是後來起的？華為是中國繁榮的意思嗎？
任：我們當初注冊公司時，起不出名字來，看著牆上“中華有為”標語響亮就拿來做名字了，有極大的隨意性。華為這個名字應該是起得不好。因為“華為”的發音是閉口音，不響亮。所以十幾年來我們內部一直在爭論要不要改掉這個名字，大家認為後麵這個字應該是開口音，叫得響亮。最近我們確定名字不改了。我們要教一下外國人怎麼發這個音，不要老念成“夏威夷”。
《費加羅報》/Marc Cherki：中國在繼續變革，您擁有華為1.4%的股份，您想怎樣把您的股份傳給子女？
任：中國在發生變革，我相信這個變革是有利於世界的。特別是近日範佩龍和習近平主席、李克強總理的會談很成功，他們達成的決議是非常偉大的，規劃了未來20年中歐之間的相互關係，非常激動人心。亞歐兩個經濟體能發揮作用，對世界的貢獻是巨大的。最近，中國共產黨十八屆三中全會做出的決定也非常偉大，因為推動中國國內的內部改革有了非常清晰的方向。在未來的10～20年中一定會發揮出巨大價值。如果中國真的能夠繁榮，就會對世界經濟起到巨大支撐作用。
我在改革開放的整個曆史過程中僅僅是個過客，我沒想過什麼身後事。我太太的觀念是把兒女培養成有能力的人。她說前麵十幾年辛苦，後麵一輩子都不苦。如果前十幾前沒有努力教育好孩子，後麵幾十年都是痛苦的。我讚同她的觀點。我太太為了教育孩子，一生就是做了家庭婦女。（記者：有幾個孩子？）三個孩子，因為我孩子的總體教育是成功的，所以我從來沒有考慮過財產怎麼分配的問題。（記者：像比爾·蓋茨）我沒有比爾·蓋茨有錢。
《世界報》/Philippe Escande：為什麼你隻有1.4%的股份，而不是更多，以便更好地把握企業的經營？
任：為什麼要持有更多的股份？能不能解釋一下？難道我要一輩子承擔企業的經營責任嗎？遲早一天我會得老年癡呆的。總有後麵的人比我們優秀，就讓他們去管好了。後麵人也會更辛苦，他們錢比我還少。
《世界報》/Philippe Escande：您在董事會裏掌握的表決權是否比股份分量更重？
任：我們是一人一票製，而不是根據股權比重。在董事會上我說得對，大家聽取，我說的不對，大家反對，我們從來都是民主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