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物質和精神的富庶並不能真正說明一切，有個金錢朝哪個方向流動的問題。直白說，各項開支的比例如何，富裕了的是哪些人，貧困者又是哪些人？這些都是必答題，不可忽略。再仔細一點，所謂富，富到什麼程度，貧，又貧到何種地步？社會上是飫甘饜肥之人多，還是吃糠咽菜的人多？這些根本不是“富庶”二字可以回答的。然而這些問題比富庶本身重要。宋朝富庶，據說北宋的年財政收入是明朝的十倍，一些人很滋潤，比如高官大員。官員的俸祿名目繁多，光正俸就包括俸料、衣賜、祿粟三種，宰相一個月俸料三百貫，月祿粟一百石，還有春、冬衣賜綾等等，各種收入加起來，宰輔一年的收入總在一萬貫以上。蔡京一頓飯僅包子一項就要花掉一千三百貫錢。一千三百貫錢，意味著什麼？一個中產之家，一年的收入大約在三十貫，四十多戶中產階級一年的生活費總和才抵得蔡京一頓蟹黃包子。還有，宋朝的土地製度與以前不同，可以自由買賣。這不錯，有點創新的意思。但最終是百分之八十左右的土地，被隻占人口百分之十幾的官僚、地主、寺院所占有，占人口百分之七十至八十左右的農民卻隻占有少量的土地。《宋史·食貨誌》稱：“自阡陌開，使民得以田私相貿易。富者恃其有餘，厚立價以規利；貧者迫於不足，薄移稅以速售。”這情形足以使富者愈富，貧者愈貧。農民以土地為生，沒有土地的日子沒法過，於是階級矛盾就尖銳起來。淳化年間王小波起義時喊出的口號就是：“吾疾貧富不均，今為汝均之。”絕對的平均主義有害，但貧富的差距太大也有害。最少容易使社會走入極端，失去和諧。
饑餓永遠是平民舉起義旗的原因，宋朝這種起義不少。然而，富庶狀況下兩極分化對人性的擠壓，也有不同於貧窮狀態下人性受到的擠壓之處。因吃不上飯揭竿而起的情況減低了，倒是富庶者對他人尊嚴的侵犯成為相當值得關注的話題。被“逼上梁山”者多不是因為吃不上飯，而往往是由於官府和富戶的欺辱。孝宗淳熙十二年（1185年），知平江府丘崈對村民殘酷迫害。居民王齾郎等二十七家，被指為“停藏海賊”，住房被全部拆毀，並被趕出界外，不準在沿海各縣居住。王齾郎等被迫起義。
一方麵相對富庶，社會發展較快；一方麵平民遭受擠壓，積累大量不滿；一方麵戰爭失利，為求和平而拱手給人土地和金銀，宋朝給人的印象大體如此。這是一個富庶、繁華的朝代，也是一個畸形不和諧的朝代，是一個軟風飄拂的朝代，也是一個戾氣漸聚的朝代。這種種矛盾，幾乎都可以尋到一個根源：統治者的政策。
宋朝得益於它的前朝由孤兒寡母執政，掌握兵權的趙匡胤沒費什麼力氣就登上了皇帝的寶座。也正因如此，他對武人一百個不放心，千方百計把兵權掌握在自己手中。宋朝兵不識將，將不識兵，兵多卻無力，都源於趙匡胤刻意的製度設計。宋朝曆來把內患看作比外敵入侵更為可怕的事情，“先平內寇，然後可以禦外侮”的主張在高層很有市場。隻要官員不謀反，貪汙受賄、吃喝玩樂什麼都可以做。宋朝的“三冗”——冗官、冗兵、冗費，是這種設計的直接後果。“三冗”之多，今日不必細說了，總之宋朝的金錢大多花在這上邊了。錢從何處來？一是社會經濟的發展，另一個就是向富翁收稅，向老百姓收稅。宋太宗說：“富室連我阡陌，為國守財爾。”國家征稅有了錢再去養冗官、冗兵，往複循環，沒完沒了。至此，宋朝“積貧積弱”的現象不呼而出。專製在前，不畸形也難。
宋代皇帝評估文人謗怨
與其他王朝相比，宋朝對言論的禁錮不太厲害。《曲洧舊聞》曰，因為宋仁宗提拔張堯佐一事，包拯上殿直諫，情緒激動，吐沫橫飛，濺了仁宗皇帝一臉唾沫星。而老包毫不多想，照樣慷慨陳詞，直到皇帝將錯誤任命“罷之”乃止。有官位的人如此，一般的士人，言論也比較隨便，鄆州士子“喜聚肆以謗官政”。提起此類事情，一些人頌揚有加，甚至以民主之氣稱之。
實際上，宋代的這些自由，與那個皇朝製定的管理政策，與龍椅上帝王的個人品行都有關係。在專製社會的諸多事例中，有些東西粗看與新事物有某種程度的相似，比如宋朝的決策過程、君臣關係等等，和現在常說的民主容貌有點像，細思卻難說是一回事。看到一點不及其餘，盲目肯定、盲目否定，無異於手握鋼刀，衝入古代社會，對古人任意殺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