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層既可以有無上特權，有效維護本群體既得利益，又可以優哉遊哉生活，這樣的模式權力者會棄之不顧？顯然不會。此為一。
不特此也。這個模式對下層草民百姓而言，風調雨順時可以填飽肚子，天災人禍頻仍時，上層利用獨有的話語權告知百姓：發生這一切，要麼是君主身邊有“小人”幹政，要麼是上蒼發怒，總之專製社會的君主還是不錯的，老百姓不應責怪他們，隻能自怨自歎。尤其不可不提的，中國古老的專製製度，曾經把其他國家遠遠拋在後麵，幾如富貴之鄉。客觀上，這也對下層百姓有好處，至少可以身處“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
明代後期，傳教士利瑪竇給中國皇帝繪製地圖時，為了滿足皇帝的“中心論”心理，故意把中國放在了世界地圖的中央。為什麼利瑪竇要拍明朝皇帝的馬屁？原因之一，就是那時的明朝比當時的意大利繁榮。他在《利瑪竇中國劄記》中說，凡是人們為了維持生存和幸福所需的東西，無論多麼奇巧與奢侈，中國境內都有豐富的出產，無需由外國進口。凡在歐洲生長的一切都照樣可以在中國找到，所缺的東西也有大量其他為歐洲人聞所未聞的各種各樣的產品來代替。這些話恐怕不僅僅代表利瑪竇本人，同時也是大多數人的看法。今日我們覺得古代人狂妄自大，實際是用現代的眼光燭照古人古事的緣故。自大，有時是出於狂妄，有時則有實績做底子。
英國的安格斯·麥迪森在《世界經濟千年史》中說，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中國一直是世界數一數二的經濟體，從1300年到1820年，即使遭受了從元朝到明朝，再由明朝到清朝之間的多次動亂，但中國經濟仍處於一個粗放式的增長時期。但是到1820年時，美國的人均收入水平已經是中國的兩倍。在這幾個世紀之中，中國同世界經濟基本上是隔絕的。但即便是這樣，1820年時中國的總產出仍位居世界第三位，它的人均收入水平仍然是令人欽佩的。以1900年的收入作為標準計算，1700年，世界人均GDP615國際元，中國600國際元，美國527國際元，中國為世界的0.98；1820年，世界人均GDP668國際元，中國仍然是600國際元，美國1257國際元，中國為世界的0.90。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由這組數據可見，中國古代一而再再而三建立專製製度，未必都是狂妄自大的表現。此為二。
上麵說到的兩點，是不可忽視的原因，但很難說是根本上的原因。就中國屢次建立專製製度而言，內在的原因與以往的成績大有關係，而外因則是閉關鎖國、與世隔絕，絲毫也不了解外麵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