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機者，善抓機遇也，這實是經商的要訣。劉鴻生正是個投準良機的專家。
1919年夏天，蘇北發了大水，大批難民湧入上海、蘇州等地的街頭，社會各界紛紛發起救災活動。此時年已31歲做了寧波同鄉會會長的劉鴻生自不例外，並慷慨解囊自捐了5萬元。
眼看著日夜流落、擁擠、愁苦於街頭的大批難民，劉鴻生心裏很不是滋味，老弱固為可憐，一些年輕力壯的人也陷入了災難中，空有力氣，換不得飯吃，豈不可憾？“年輕力壯”，對！正可為廉價勞動力的來源！恰在此刻，又得到一位同鄉的提示，劉鴻生便訂下了個大計劃，並立即著手實施。
辦火柴廠！
一則，火柴生產工藝簡單，手工操作量大，足以安置大批難民；二則，火柴為家家必需，而價低、量大，上漲些微，人不為意，可大宗些微就成巨大，效益定為可觀；三則，他早有在蘇州辦一火柴廠的夙願，今日適逢其機；四則，目前市場銷售的本國火柴多為極不安全的黃磷火柴，幾家生產安全火柴的又規模甚小，倘能生產出像樣的安全火柴，不愁銷路。
說幹就幹，僅幾個月的時間，在未影響其他經營活動的同時，劉鴻生讀書之外，還抽空到日本考察，熟悉了有關火柴生產與銷售的一切，不惜重金聘用了中外專家，購足了進口設備，於水災的轉年，即1920年春即以12萬元的總投資興辦起了鴻生火柴廠。此時辦廠是最好的機會，因為大批難民是重大社會負擔，單靠救濟，杯水車薪，解決不了根本，辦起實業來安置才是正途，是一種為災民提供生產自救的辦法，即當時流行的所謂“實業救國”。有了救國救災之名，深得人心，買地皮，辦注冊，請貸款，直至稅收都得優惠，而災民又是源源不斷的廉價勞動力。由於劉鴻生善於經營，又投準這一良機，不僅開工迅速，獲利豐厚，而且聲譽日隆。過去雖說聲譽也挺不借，但到底頂了個“買辦”之名，辛亥革命前還好，特別是“五四”以後反對列強、抵製洋貨的口號日響，便有些不妙了。如今有了救國實業家的稱號，自是甚得人望的。客觀地說，劉鴻生是愛國的，對災民是同情的，絕無趁火打劫之意，但也不排除乘機取利之念，實是名利雙收。僅經幾年的辛苦經營，就又獲得了“火柴大王”的稱號。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民族工商業得機迅速發展，上海尤為顯著。而戰後，相對於內地及沿海其他城市而言，上海的局勢是偏穩的，因而許多外地企業不斷向上海滲透，其中包括開灤礦務總公司。該公司鑒於一戰之初的困窘與以上海為中心的長江下遊市場的日益看好，便也加緊對上海的滲透，決心不再隻依靠一個劉鴻生，在以考爾德為經理的上海辦事處的基礎上成立了開灤煤礦上海礦務局。由於國內局勢的動亂與變化，外地入滬商業日增，到了1926年夏更有抬頭之勢。劉鴻生早已察覺並關注這一動向，敏銳地預料到上海的一些有關商辦廠的固定資產必然走俏，特別是地皮，更特別的是沿江沿海的地皮，勢必是越炒地皮越少，越炒地價越高。基於這一判斷，劉鴻生眼睛盯緊了沿海，心裏盤算起了地皮，最後，他選準了兩塊，一塊在浦東，他買下來建了他的新碼頭；一塊在浦西，買下後卻不使用。浦西這塊叫日暉港，在當時較浦東周家渡那一塊要冷清得多，而價格卻很昂貴，用了白銀35萬兩，而且是托了財政要人才於1926年末購置到手的。因係“重金”，原主將地上的一應浮產其中包括一個叫做日暉的織呢廠的全套廠房與設備，也一並轉給了劉鴻生。對此，一些人感到困惑，可沒困惑得多久，便豁然了。僅過幾個月，地價便飛漲了起來，到了1928年4月，開灤礦務局出於擴大銷售的原因，極需一沿海碼頭，而沿海地皮幾乎罄盡，現成碼頭誰還轉賣？即使有，價格也高得嚇人，隻好轉而“求助”於老相識劉鴻生，劉鴻生“慷慨”相助，將浦西這塊地皮轉賣給了開灤礦務局。“便宜”作價為90萬兩銀子，並附加兩個條件：延長10年合同、浮產仍歸劉鴻生所有。這樣，劉鴻生“投”準了這一次地皮之“機”。“養”了僅隻1年又4個月，就為他下了3個大“蛋”：一，淨賺白銀55萬兩，是原購價的一倍半有餘；二，開灤在上海建立公司後，因有自家經營，不再依靠劉鴻生，1924年劉鴻生重訂合組售品處合。同時，隻訂了5年，劉鴻生卻以浦西一地皮換取了延長合同期10年的承諾，保住了經營開灤煤的財源；三，用原日暉織呢廠的廠房材料與機械設備在浦東周家渡興建並開辦了一個“章華毛絨紡織廠”（初時曾一度取名裕華）。55萬兩白銀、10年合同、1個廠，3個“蛋”都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