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此為止，申新係統已擁有9個工廠，紗錠52.1萬枚，布機5.3萬台，職工共3萬餘人，年產棉紗30萬件，棉布200多萬匹，生產能力占全國棉紗業的近30%，又獲得了“紡織大王”的桂冠。
經過二三十年的苦心創業和奮力拚博，中國民族工業的第一大財團——榮氏企業終於奠定了其牢固的地位。這時榮氏家庭已擁有茂新、福新、申新三大係統，共21家工廠，稱雄麵粉、棉紗兩大行業，成為實力最巨、中外聞名的三新財團。榮宗敬曾自豪地說：“從衣食上講，我有半個中國！”榮氏家族的三新財團，已成為當時中國民族工業的驕傲。
為了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出奇製勝，立於不敗之地，榮宗敬決定進軍期貨業與金融業，以拓展業務範圍。榮氏兄弟注意到了商品交易所在控製原料、成品價格以及對市場競爭力所起的作用。1920年，他們與申大的顧馨一、阜豐的寧鈺亭等人共同組織了“上海麵粉交易所”，以福新的“綠兵船”牌麵粉作為標準粉，從事期貨交易。
1921年，榮宗敬又聯合棉紗資本家聶雲台、穆藕初等人籌備組織了“上海華商紗布交易所”。
榮氏兄弟利用交易所這一期貨組織，進行廉價收購原料與高價出售產品的交易，為榮氏企業開拓了廣闊的麵粉、棉紗市場，獲得了豐厚的利潤，並不斷把利潤轉為投資，驅動龐大的榮氏實業繼續高速地向前行進。
為了更好地籌集企業發展所需的雄厚資金，榮宗敬決定涉足金融業，自辦儲蓄以籌措大量資金。
1928年，在上海江西路榮氏企業總部內，同仁儲蓄部掛牌成立，廣泛吸收社會遊資，以較銀行存款利息略高的利率招徠顧客，並以優良的服務取信於客戶，儲蓄額不斷增加，當年存款餘額就達147萬元。1931年，同仁儲蓄部存款已超過500萬元。
可是，正在榮氏企業發展蒸蒸日上之時，國民黨政府卻對民族工業采取壓抑重稅政策，對麵粉業加征麥皮抽特稅、布袋稅等雜稅，加重了企業負擔，再加上軍閥混戰造成巨大損失。1930年，榮氏的福新各廠虧損達42萬元，1931年虧損更增至190多萬元。
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件爆發，榮氏兄弟在上海的企業被迫先後關閉，資金調度困難，棉紗存貨堆積如山。為了減輕負擔，華人所辦紗廠共同決議：全體會員廠家實行減產限產措施，以爭取渡過難關。
1933年，榮氏企業的申新係統為了維持生存，先後向英商麥加利銀行、中國銀行等借款近千萬元。由於經營不見起色，榮氏企業危機不斷加深。1934年春，中國、上海兩銀行宣布：不再對申新放款。與此同時，各大錢莊也要求到6月底收回貸款。
與此同時，國民黨政府也欲乘人之危，鯨吞中國最大的民族工業——榮氏企業的申新係統，實業部長陳公博派官員對申新資產進行調查評估，認為申新已資不抵債，提出要進行“改換經營組織”以“清理債務”，企圖以300萬元接管申新，收歸國有。榮宗敬與全國民族工商界人士為了維護自身的利益，紛紛加以抵製與反對，使陳公博的陰謀沒有得逞。
1935年，財政部長、中國銀行董事長宋子文也想迫使榮氏放棄申新公司，由中國銀行發行公司債券，以達到吞並申新的目的。榮氏兄弟予以堅決拒絕，上海銀行也深恐自己遭受損失，拒不同意。結果，處於困境之中的申新係統又一次轉危為安。
1937年8月13日，日軍侵略上海，慘烈的淞滬戰役爆發。在這次戰爭中，地處滬東、閘北戰區的申新、福新各廠都受到狂轟濫炸，遭到巨大損失。戰後，榮氏兄弟苦心經營數十年的榮氏企業損失了2/3的資產，榮德生被迫離開無錫，去了漢口；榮宗敬則繼續留在上海公共租界內，直到1938年1月4日才悄悄離滬去了香港。
榮宗敬抵港後，舊病複發，加上旅途勞頓，環境變化，生活不適，於1938年2月10日病逝於香港養和醫院，享年66歲，臨終猶以“實業救國”諄囑子侄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