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交通站》即是岩波先生對自己創作生涯的突破，再一次脫穎，又是在本世紀初創作同類題材小說的標新，一個新亮點。
一、《地下交通站》突破和標新的表現，在於“新角度”的選取。從三個角度可以印證。
一個角度是沒有以往文學作品那樣把日寇的燒殺搶掠重筆濃墨，而是將日寇以“顧問”的身份對天津（實際是日本“以華製華”的總方針）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的全麵滲透、幹預乃至控製，目標就是實現他們的侵略目的，在“大東亞共榮”的幌子下征服亞洲。侵略者的這種手段，比三光政策亡我之國更危險。
另一個角度是挖掘了在日方以“顧問”名義下控製的官居天津各界人物在抗日問題上的立場、態度和行為，他們在亂世求生存，有些行為可能有悖常理，但上升到人性層麵，他們尚有國人的良知，人之初的本善。《地下交通站》以文學形式印證了一個世界性的理論真理，即當民族矛盾上升的時候，階級矛盾相應下降。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組成抗日統一戰線，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共同抗日，打敗日本侵略者。
再一個角度是普通民眾對日本侵略行徑的態度。他們起初未曾有什麼“組織”領導，也沒接受過什麼理論性的教育，但在他們與生俱來的或者潛移默化中形成的“家”、“國”理念，也就是中華民族傳統的信仰，國難當頭辨忠奸，我以我血寫軒轅，表現出民族大義，展現了炎黃風骨。其中精英以後或加入國民黨堅持抗戰，或與代表中國革命進程主流方向的中國共產黨靠攏在一起，與全國人民一道迎接抗戰勝利，慶祝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也印證了一個曆史事實——一百多年來多少西方列強妄圖侵占中國都沒有成功，何來？那就是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獨立於世界之林的決心、能力和不畏列強、不怕犧牲的民族精神。
岩波先生雖然在“後記”中說，《地下交通站》“不是紀實文學”，但是筆者認為，他由於哲學碩士專業的優勢，豐富的閱曆，熟悉中華古今曆史，也由於他為人民群眾代言的作家高度的責任感，才容易被主人公原型感動下迸發出創作靈感和動力。為此，他又翻閱了全部天津地方誌史，把原始的第一手材料輸入大腦加工產，進行由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的判斷推理，用“心”創作了這部源於生活高於生活的文學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