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塘江以南的廣袤區域，通常被稱為“浙東”區域。所謂“浙東”，指的是“大江之左”（錢塘江流域之東）的紹興、寧波、台州、溫州、處州（今麗水）、金華、衢州、嚴州（今建德）八府，俗稱“浙東下八府”，也即今天浙江省所管轄的紹興、寧波、台州、溫州、麗水、金華、衢州七個地、市區域。從文化特征上來說，浙東地域文化內部也存在差異。譬如，紹興的文化與寧波、台州、溫州、金華等地的文化就有不同，但是，就該地域文化的總體形態和性質而言，它屬於古越文化範疇，一般來說是以會稽（今紹興）為中心的。它雖然整體上屬於江南區域範疇，或吳越文化區域範疇，具有該區域嫵媚、婉約、柔美、溫情的自然與文化的雙重因子，但它與以太湖為中心的浙西區域相比，卻又表現出自身的一些質的不同特征。從地理環境上來看，浙東區域含有寧（波）紹（興）平原、浙南（台州、溫州、麗水）山地和金（華）衢（州）盆地等多種不同的地貌特征和自然條件。盡管我們至今仍無法用實證的方法，厘清和證明自然環境因素與文學創作之間的必然關聯，但至少可以從精神文化與審美的維度來領悟、體會和把握從該區域走出來的作家的創作實踐，以及他們的作品所蘊含的區域文化精神內涵。丹納在論述藝術品產生的環境因素時，為了考證“藝術品與環境完全一致的情形格外顯著”，甚至還將藝術品與不同區域的植物相比較。不過，在他看來，主要的還是不同區域、不同環境的精神氣候對藝術品的產生具有深刻的影響。他指出：“作品的產生取決於時代精神和周圍的風俗”，因為“有一種‘精神的’氣候，就是風俗習慣與時代精神，和自然界的氣候起著同樣的作用……必須有某種精神氣候，某種才幹才能發展，否則就流產”。
從地域文化生成上來看，以會稽為中心的古越文化區域素來民性樸實、忠厚而好勇，故民間有“銳兵任死，越之常性”之說。流傳甚廣的春秋戰國吳越爭霸故事，越王句踐“臥薪嚐膽”、“報仇雪恨”的傳說，早已成為該區域的一種“集體無意識”，沉澱在該地域文化深層記憶之中，成為該地域文化性格“原型”，對該區域民眾文化心理品格的熔鑄，產生了不可低估的影響。魯迅早年在文章中就曾多次提及“越乃報仇雪恨之鄉”，讚揚越鄉壯美之氣概。趙曄在《吳越春秋·句踐伐吳外傳》中曾這樣頌揚越王句踐的複仇之戰：
三軍一飛降兮，所向皆殂。一士判死兮，而當百夫。道佑有德兮，吳卒自屠。雪我王宿恥兮，威振八都。軍伍難更兮，勢如貔貙。行行各努力兮，於乎！於乎！
在浙東區域的民風、民俗中，多有“斷發文身”之俗。文獻中這樣記載：
越人斷發文身。
--《莊子·逍遙遊》
越王句踐，剪發文身，以治其國。
--《墨子·公孟》
被發文身，錯臂左衽，甌越之民也。
--《戰國策·越策》
越王句踐，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後帝少康之庶子也。封於會稽，以封守禹之祀。文身斷發，批草萊而邑焉。
--《史記·越世家》
越，方外之地，剪發文身之民也。
--《漢書·嚴助傳》
中國冠笄，越人剪發，其於一服也。
越王句踐，剪發文身，無皮弁搢笏之風。
--《淮南子·齊俗訓》
斷發文身的習俗，其涵義當然是多方麵的。譬如，出於裝飾、審美的需要，出於與其他區域不同標誌的需要等等，但其中也包含了一種顯示自身意誌、性格特征的涵義。《說文解字》雲：“斷，截也。”截，作為動詞，表現的是一種削發顯誌的舉止，實際上這也是一種文化性格的顯現。文身的涵義也基本一樣。《淮南子·原道訓》記載：“九疑之南，陸事寡而水事眾，於是人民被發文身以像鱗蟲。”高誘對此注釋曰：“文身，刻畫其體，內黥其中，為蛟龍之狀，以入水蛟龍不害也。故曰以像鱗蟲也。”這種常被人們看作是異俗的行為，也許與中原區域所推崇的“身體膚發，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是相衝突的，但卻是浙東區域民俗、民風、民性崇尚“剛性”風格的文化性格表現。
查閱浙東區域的地方誌，對本地區民風、民情、民性、民俗的記載，也顯示出該地域文化的“剛性”特質和相同的文化性格。如《紹興府誌》雲：
居會稽、餘姚之間，地狹而好矜名。類能飭廉隅，篤孝讓，然者生事，意氣多發揚，少含蓄。
《金華府誌》記載本地區風俗、民性時雲：
民樸而勤，勇決而尚氣。族居岩穀，不輕去其土，以耕種為生，不習工商。
《寧波府誌》則雲：
鄞（指寧波鄞縣，現為寧波鄞州區--著者注）之風散緩，其俗迂闊而善妒。慈（指慈溪市，現為寧波管轄的縣級市--著者注）之風矯厲，其俗尚文而善黨。奉（指奉化市，現為寧波管轄的縣級市--著者注）之風鷙健，其俗負氣而矜高。定（指定海，現為舟山市定海區--著者注）之風脆弱，其俗習勞而寡營。象（指象山縣，現為寧波管轄的縣--著者注）之風樸直，其俗好竟而服義。
從相關的地方誌對本地區的民風、民情、民性、民俗等特點的描述上來看，浙東區域的民風、民性和文化性格等方麵的特點，與浙西區域比較起來，顯然是偏“剛性”的。這種由不同地域文化而形成的文化心理和性格，往往是以“集體無意識”的方式，潛移默化地影響著生活在該區域的人的價值觀、人生觀、世界觀和審美觀。對於文學藝術創作而言，地域文化及其所孕育的文化性格，如同丹納所說的“精神氣候”那樣，影響著從該區域走出來的作家的審美氣質、美學追求和創作風格。地域文化的曆史內涵是多方麵的，不僅僅隻限於民風、民情、民性和民俗等方麵，本書在第二章所提及的地域文化的相關內容，如浙東學派的學術思想、明清之際的文學傳統等等，也是該地域文化內涵的重要構成部分。因本書在第二章已有詳細論述，在此不再贅述。
浙東偏“剛性”的地域文化傳統及其影響，使從浙東區域走出來的新文學作家，其美學追求和審美風格大都具有一種“堅韌”的特質。如魯迅、周作人、許傑、許欽文、王魯彥、巴人、馮雪峰、魏金枝、潘漠華、孫席珍、王西彥、艾青等人的創作，都不同程度地帶有浙東區域“剛性”文化性格和“堅韌”特質的美學風格。
魯迅的創作，無論是在小說，還是在散文（含雜文）方麵，都顯示出“堅韌”的美學風格。郭沫若曾高度評價魯迅的“韌”，認為是現代文壇之絕。在完成了由傳統向現代的觀念性質轉變之後，魯迅確立了現代的審美觀。在他看來，古典的“中庸”和諧之美，總體上偏重於講究“靜”與“柔、弱”的審美風格，所對應的是國民“沉靜，而又疲弱”的性格心理。又說：“人民一向是很沉靜的，什麼傳單下來都可以，但心裏也有一個主意，是給他們回複老樣子，或者至少維持現狀。為此，他感歎道：“中國大約太老了。
從總體上來說，魯迅對古典的“中庸”諧和之美持否定的態度，而推崇“剛健不撓”、“爭天抗俗”、“立意在反抗，指歸在動作”的“對立”、“崇高”之美。在《文化偏至論》、《摩羅詩力說》中，他對拜倫、尼采等近代西方哲人、詩人給予了高度的評價。。同時，他讚美尼采的“意力絕世，幾近神明之超人”的理想。。由此，魯迅對由古典“中庸”和諧之美所形成的“大團圓”、“十景病”、“類型化”等進行了批判，認為所帶來的後果就是為國民製造一條“瞞”和“騙”的“奇妙的逃路”來。在《論睜了眼看》一文中，魯迅這樣指出：
不幸這一勇氣是我們中國人最所缺乏的。
…………
中國的文人對於人生，--至少是對於社會現象，向來就多沒有正視的勇氣。
於是無問題，無缺陷，無不平，也就無解決，無改革，無反抗。因為凡事總要“團圓”，正無須我們焦躁，放心喝茶，睡覺大吉。
中國的文人也一樣，萬事閉眼睛，聊以自欺，而且欺人，那方法是：瞞和騙。
中國人的不敢正視各方麵，用瞞和騙，造出奇妙的逃路來，而自以為正路。在這路上，就證明著國民性的怯弱，懶惰，而且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滿足著，即一天一天的墮落著，但卻又覺得日見其光榮。
如何蕩滌古典“中庸”和諧美的“柔弱”之風，建構與新文化、新文學相匹配的新審美觀？也即如何賦予新文學“堅韌”之美的現代審美內涵？魯迅所強調的是具有“崇高”審美價值內涵的“力之美”，賦予新文學“堅韌”美學風格以“常抗”、“必動”、“貴力”的“力”（具有“對立”元素的審美因子）的美學內涵。魯迅說：“沒有衝破一切傳統思想和手法的闖將，中國是不會有真的新文藝的。他讚同廚川白村的美學觀，認為創作必須從一切內在和外在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忘卻名利，除去奴隸根性，從一切羈絆束縛解放出來，這才能成文藝上的創作”參見魯迅譯：《苦悶的象征》（廚川白村著）。。在創作實踐中，魯迅所突出的也多半是那種帶有悲劇色彩的，揭示現實人生缺陷、陰暗和內心矛盾、苦痛的內容，魯迅在《南腔北調集·我怎麼做起小說來》一文中明確指出：“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態社會的不幸的人民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主張寫出人生的“血”和“肉”來。因此，魯迅的創作總體上顯示出一種“堅韌”特質的審美追求和美學風格：
陳老五也氣憤憤的直走進來。如何按得住我的口，我偏要對這夥人說，
“你們可以改了，從真心改起！要曉得將來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
…………
那一夥人，都被陳老五趕走了。大哥也不知那裏去了。陳老五勸我回屋子裏去。屋裏麵全是黑沉沉的。橫梁和椽子都在頭上發抖；抖了一會，就大起來，堆在我身上。
萬分沉重，動彈不得；他的意思是要我死。我曉得他的沉重是假的，便掙紮出來，出了一身汗。可是偏要說，
“你們立刻改了，從真心改起！你們要曉得將來是容不得吃人的人，……”
--《呐喊·狂人日記》
我快步走著，仿佛從一種沉重的東西中衝出，但是不能夠。耳朵中有什麼掙紮著，久之，久之，終於掙紮出來了，隱約像是長嗥，像一匹受傷的狼，當深夜在曠野中嗥叫，慘傷裏夾雜著憤怒和悲哀。
--《彷徨·孤獨者》
魂靈被風沙打擊得粗暴，因為這是人的魂靈，我愛這樣的魂靈；我願意在無形無色的鮮血淋漓的粗暴上接吻。
--《野草·一覺》
這種“堅韌”特質的美學風格，所顯示出來的是一種“力之美”的審美意識，一種足以震撼心靈的審美感應，一種“真的惡聲”魯迅：《集外集·“音樂？的審美表達，讓人久久難以忘懷。魯迅曾指出，在現代社會“風沙撲麵，狼虎成群的時候，誰還有這許多閑功夫，來賞玩琥珀扇墜、翡翠戒指呢？。在雜文創作中，魯迅更加鮮明地突出了“堅韌”風格的美學追求。，並以百科全書式的方式，全方位地表達自己對於處在急遽轉變之中的現代社會、現代人生的感受、判斷和批評。魯迅“堅韌”特色的美學追求，與整個現代中國那種被新思想、新文化喚醒的時代審美需求是趨向一致的。換言之，魯迅賦予了新文學的堅韌美學範式以全新的時代意義，也即打破古典“中庸”諧和之美的均衡、穩定、對稱、有序的“優雅”形態，魯迅當年就堅決拒絕以杭州為代表的江南“柔性”風格，如《再論雷峰塔的倒掉》一文，以西湖為典型，指責中國文化中存在的中庸、諧和、圓滿的陋習，批評中國文化的“十景病”，認為都是一些“礙腳的舊軌道”。魯迅認為，隻有堅決的“破壞”，才會獲得文化的“新建設”。突出對立、衝突、動蕩、無序的“崇高”形態，在審美感受上，強調痛感與愉悅、焦慮與自由、束縛與解放等“對立”性因子的複合，吻合處於轉型之中的現代社會所呈現出來的以“悲壯”、“崇高”為風格特征的審美價值取向。
與魯迅的“堅韌”相比，周作人的創作表麵上看起來比較平和，特別是他的小品文創作，追求衝淡、平和、清逸、閑適、超然的審美風格，與“堅韌”風格的美學追求似乎相去甚遠。然而，綜觀周作人的文化性格和美學追求，其“內骨子”裏仍然是深藏著“堅韌”風骨的。在談到國人性情時，他曾經指出：“中國人近來常常以平和耐苦自豪，這其實並不是好現象。我並非以平和為不好，隻因為中國的平和耐苦不是積極的德性，乃是消極的衰耗的證候，所以說不好。譬如一個強有力的人，他有迫壓或報複的力量，而隱忍不動，這才是真的平和。在多個不同的場合，周作人總是強調自己“浙東人”的秉性，堅韌、執著，宣稱自己“‘浙東人’的氣質終於沒有脫去”。他曾這樣描述自己受浙東地域文化影響而形成的性格特征：“我們一族住在紹興隻有十四世，其先不知是哪裏人，雖然普通稱是湖南道州，再上去自然是魯國了。這四百年間越中風土的影響大約很深，成就了我的不可拔除的浙東性，這就是此人所通稱的‘師爺氣’。”他又說：“我從小知道‘病從口入，禍從口出’的古訓，後來又想溷跡於紳士淑女之林，更努力學為周慎，無如舊性難移，燕尾之服終不能掩羊腳，檢閱舊作，滿口柴胡，殊少敦厚溫和之氣；嗚呼，我其終為‘師爺派’矣乎？……我有誌為京兆人，而自然乃不容我為浙人，我則亦隨便而已耳。本著“人”的文學理念，周作人在創作中展現率真的人生性情，表達咀嚼人生、體悟生命的一種心靈感觸。像寫於20年代的幾篇散文《北京的茶食》、《喝茶》、《苦雨》、《談酒》、《故鄉的野菜》、《烏篷船》等，看起來都是他那“衝淡”、“平和”、“閑適”的人生態度的流露，但流淌在字裏行間的“真性情”，則是與他那“堅韌”特質的美學風格是聯係在一起的。例如，在《談酒》一文中，他就這樣寫道：
喝酒的趣味在什麼地方？這個我恐怕有點說不明白。有人說，酒的樂趣是在醉後的陶然的境界。但我不很了解這個境界是怎樣的……照我說來，酒的趣味隻是在飲的時候，我想悅樂大抵在做的這一刹那，倘若說是陶然那也當是杯在口的一刻罷。
這顯然不是一般性地談論喝酒的軼事，或隻僅僅一般性地傳達喝酒的感受，而是從中表現了一種咀嚼人生的意味，一種堅韌、從容的人生態度。周作人的一些政論性、文化性的散文，則更是顯示出他的“堅韌”風格特征。如在《讀烈士》一文中，他結合曆史對封建禮教“吃人”罪惡的批判，就顯示出了他“堅韌”風格的深邃一麵：
中國人本來是食人族，象征地說有吃人的禮教，遇見要證據的實驗派可以請他看曆史的事實，其中最冠冕的有南宋時一路吃著人臘，去投奔江南行在的山東忠義之民。不過這隻是吃了人去做義民，所吃的還是庸愚之肉，現在卻輪到吃烈士，不可謂非曠古未聞的口福了。
與魯迅在小說《狂人日記》中發現滿頁寫著“仁義道德”的曆史，乃是“吃人”的曆史一樣，周作人這種結合曆史對封建禮教“吃人”本質的剖析，字裏行間顯示出來的也是一種讓思想穿透曆史，深刻認識和把握曆史的堅韌風格。即便是在一些談敘民間日常生活習俗的散文中，周作人在衝淡、平和的敘說之中，也不時地流露出浙東人的“堅韌”之性：
日前我的妻往西單市場買菜回來，說起有薺菜在那裏賣著，我便想起浙東的事來。薺菜是浙東人春天常吃的野菜，鄉間不必說，就是城裏隻要有後園的人家都可以隨時采食，……關於薺菜向來頗有風雅的傳說，不過這似乎以吳地為主。……但浙東人卻不很理會這些事情，隻是挑來做菜或炒年糕吃罷了。
--周作人：《故鄉的野菜》
由此可見，即便對吃野菜之類的日常生活敘述，從中也透露出“浙東人”的“堅韌”之氣。周作人也向來不太喜歡以吳地（主要是以太湖為中心的江南區域，也即浙西區域）為代表的江南偏柔弱而又顯風雅、浮靡的文風，在《秉燭談·談筆記》一文中，他就批評吳地文風“濃豔波俏，顧影弄姿”，多“有名士美人習氣”，故“容易流入肉麻一路”。在他看來，纖細、浮靡的吳地江南之風，與浙東人所追求的“堅韌”之氣是不太相容的。
浙東“剛性”文化所孕育的浙東作家“堅韌”精神，體現在具體的創作中，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麵：一是追求為人、為文的“硬氣”，展現浙東作家鮮明的新人文理性精神；二是體現韌性精神和憂患意識，使浙東作家整體性地呈現出“深刻”、“峻拔”、“厚重”、“剛勁”的美學風格。
魯迅在《為了忘卻的記念》一文中悼念遇害的左聯五烈士，提及柔石時曾這樣寫道：
他（指柔石--著者注）的家鄉台州的寧海，這隻要一看他那台州式的硬氣就知道，而且頗有點迂，有時會令我忽而想到方孝孺方孝孺（1357-1402），浙江寧海（原屬台州，現為寧波管轄的縣級市）人，明建文朱允炆時任侍講學士、文學博士。建文四年（1402），建文帝的叔父燕王朱棣起兵攻陷南京，自立為帝（即永樂帝），命他起草即位詔書，他堅決不從，遂遭殺害，滅十族。，覺得好像也有些這模樣的。
文中所提到的“台州式的硬氣”，實際上也是整個浙東地域文化性格的一種泛指。在浙東作家身上，可以說是整體性反映出了地域文化所孕育的這種“硬氣”，其文風也多是整體性地呈現出以“堅韌”為代表的剛毅、強勁的“硬氣”特質。如柔石的創作，在充滿浪漫感傷的抒情性敘事當中，總是透露出一種堅毅之氣。他的《人鬼與他底妻的故事》就將長期處在封閉狀態下的鄉鎮，寫得分外的沉重與艱辛，寫出了浙東鄉鎮人不如鬼的生存狀態。《為奴隸的母親》則通過浙東鄉村典妻陋習的描述，將底層婦女的愛與恨寫得深沉與悲涼。作為左翼作家，盡管在當時特殊的環境中，文學創作往往要求是能夠迅速而有力地反映左翼的革命意誌和階級意識，體現與政治、革命等主題密切聯係的集體創作意圖，但在具體的創作實踐中，柔石則保持了一種獨立的人生思考和美學追求。無論是他筆下的知識分子形象，還是底層社會中普普通通的人物形象，都被賦予了一種“石骨鐵硬”此為越語，意為堅硬、倔強、有骨氣。在越地（主要指浙東區域）的曆史上，像句踐、葉適、張煌言、方孝孺、黃宗羲、朱舜水、徐錫麟、秋瑾等，都是浙東“硬氣”的代表性人物。的“硬氣”質地。正如有些學者所指出的那樣：“他（指柔石--著者注）筆下的青年雖然彷徨，但並不絕望”，他們都是一些“苦悶時代裏執著地尋找前進道路的探索者”。柔石賦予了知識分子在彷徨中執著求索的精神特質，他所塑造的婦女形象，也都帶有一種“水柔石剛”的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