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現在的人們，“承包製”的概念似已是恍若隔世了。但在經濟生活幾乎完全操之於政府行政控製之手的20世紀80年代，承包製的宏觀釋義叫“放權讓利”，它曾經是企業家反對行政權控製的一柄利刃。承包製的推行，使我國企業家從放權讓利入手，掀起了一場自上而下、撤銷行政性公司的改革浪潮。當改革勃興、“企業鬆綁”，當年的“企業政治變法”風起雲湧，遂造就了一代政治型企業家嶄露頭角。
80年代改革之始，企業所受的種種束縛絕難為今人所能設想。以上海為例，政府設立了“條條”與“塊塊”的層層部門，控製著企業“產、供、銷”一切環節，企業隻是單純執行生產任務的工廠車間，一切自主的經營性活力均無從談起。改革的第一步表現為將各行政性工業局（如輕工局、化工局等）“翻牌”為行政化工業公司，其管理方式卻並無質的變化，所有的工廠都是這些行政化公司的下屬與分支。“統得過死、管得過嚴”的矛盾，大多依然存在。
然而，束縛之下，又遑論身手？企業家本該有的開拓性、創新性將無從體現。當年極其緊迫的城市工業經濟改革，也是無從突破。而農村改革一聲炮響，送來了改革成功最直觀的示範。其核心內涵，恰恰就是“聯產承包責任製”。承包製說到底，不過就是最大限度擺脫政府的行政束縛與行政幹預，其中的政治性含義常常會大於經濟性含義。1978年小崗村那18個按在“生死文書”上的紅手印便已昭示了“先行破冰”式的政治凶險，更何況“文革”意識形態的巨大魔影仍然死死壓在全中國的頭頂。企業管理者不得不披上政治家的外衣，不得不去完成政治家的社會功能。這本來就是一種時代錯位，一個巨大悖論。“企業鬆綁”成為當年改革推動的第一要義，承包製則是這“第一要義”的幾乎唯一可行的現實手段。但非常耐人尋味的是，承包製本身，在其承擔著“對計劃經濟時代行政管控企業的否定與衝擊的體製革命功能、用放權讓利的簡單方式進行的企業管理方式變革的管理轉型功能、在短缺經濟時代爭奪資源的主要手段的運營方式功能、公有製條件下的企業製度安排的意識形態功能”四大功能的同時，由於其本身的過渡性缺陷，必然會在很短時間內迅速走向自我末路，這無疑又加大了企業管理者可能敗亡的風險。
在這樣奇特而難以預測的變異性環境麵前，企業家將如何自處？他們應該有怎樣的智慧？而往往又會陷入怎樣的誤區？
且看其中兩例的實際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