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陽當為人類起源地之一。正史有載，自四五十萬年前的南召猿人在此落地生根後，從春秋戰國以降的申、呂之國到秦王朝設置南陽郡，從楚文化的生成到東漢帝鄉之陪都的確立，南陽從來都因地域和人才輩出而顯示出作為中國疆域中重要組成部分的應有風采。隨著人類社會文明的提升和中國曆史進程的不斷推進，南陽也逐漸成為楚文化的發祥地和漢文化的薈萃之地，並在中國南北交會帶上形成和發展演變出獨具魅力的南陽盆地文化。這種盆地文化的孕育完善過程，曆經滄桑、見證曆史，既帶有荊楚之瑰麗魅惑、灑脫飄逸的氣韻而富於開放、靈活的可塑性，又兼具中原之包容厚重、求本清源的正統而慣於保守、閉塞和故步自封，蘊涵著超乎尋常地吸納和排斥新鮮事物的潛質。在曆時的傳統走向共時的現實語境的不斷擴張中，南陽盆地自始至終表現出對異質審慎、同化、融合而後生發出新質的複雜而又莫名的不確定性，體現著楚風漢韻豐富而又獨特的人文內涵，影響著文化人格的鍛造過程以及文化形態的生成模式、結構方式和發展方向。
在曆史走向更高文明的同時，因地緣優勢和文化傳承的緣由，南陽在人創造文化、文化塑造人的互動發展中，造就了包括商聖範蠡、科聖張衡、醫聖張仲景和智聖諸葛亮在內的一大批曆史文化名人。與之相連，南陽的文脈氣勢一直在全國範圍內居高領先、貫通古今，遠的如範曄、岑參，尤其在當代，馮友蘭、李季、姚雪垠、喬典運、二月河、周大新、柳建偉、田中禾、馬新潮等，也都是在南陽這片熱土上喝著故鄉水腳踏實地地成長起來的。而且單就這種適宜滋養文人的外在的文化環境來說古今亦然。所以，在傳統文化的熏陶積澱中，先賢們的經驗世界、秉性人格自然要在承接南陽的文脈地氣和風土人情中，強化並傳承給南陽的後學之人，為後來者生長、發展、壯大、提高奠定了堅實的人文基礎。
在當代，從個人氣質到道德文章，最能體現南陽文化精髓的當屬謹言慎行、文如其人的周同賓先生。他作為有著較強獨創精神的作家，集傳統思想與現代理念於一身，融中西文化為一體，典型地透出南陽人的睿智與樸實、頑強與謙遜、坦誠與善良，映照出南陽本土文化的個性特色。他氣質文雅，內斂致中，率真且不事張揚、隨和而學有所養，中規中矩、不偏不倚，一派知識分子的清臒灑脫之氣。
有人認為：“一種作家用思想和智慧寫作，一種作家用靈魂和血肉寫作。”這種劃分未必十分科學，尤其是有點二元對立的意思而令人難以接受。但若換一種角度，權當一家之言而領悟的時候，我欣賞和羨慕前者，但更敬重和認同後者。因為既然是以文字向社會發言，那麼應該具備超乎常人的思想智慧自不待言，若又能“用靈魂和血肉寫作”豈不更富於生命意識的生動性、創造力和真實感，更容易實現創作主體與讀者的溝通交流而引起更大的共鳴。固然，文學的樣式是文學得以存在的理由，但內容的意義更為必要，尤其隱含在文本中的靈魂是更為根本的精神支柱，任何時候，富有生命體驗的終極人文關懷才是文學得以存在的基礎和根本的價值體現。
以寫作散文安身立命的周先生，似乎更應當算作是“用靈魂和血肉寫作”的作家。他的散文本真、質樸，鄉土氣息十分濃厚，充滿溫馨溫潤感，是一帖尋找精神家園、救治思鄉懷故情結的心靈安魂劑。因為，任何時候，隻有“在接近自然的地方，一個人也更接近自己的靈魂”，反過來亦然。人類社會最初萌生的農耕文明，之所以能夠留下清晰的文化遺傳的印記，是因為這種來自鄉村的印記才是我們記憶因子的發源地。所以，無論城市人還是農村人，大多都天然地依戀和向往田園風光，土地、村舍才是更有親和力和值得人們追憶、遐想的靈魂棲息地。而城市除了建築的風格或許會稍稍勾起人們記憶的思緒，大量複製和雷同的鋼筋水泥、瀝青路麵則更多的會是拒絕親情的召喚而稍顯冷漠。其實，人工雕琢味越濃的地方越無從喚起更多的文學意蘊。
而周先生的散文，尤其他更多的農村題材的散文，道出了人類樸素的情感，說出了農家的世情冷暖。他說：“我身上，環流著農民的血液”，“我是農家子，吃紅薯飯長大，穿粗布衣成人，對農村和農民，一直懷有一腔摯情”，“農民的哲學思想、生活習慣、是非標準、文化觀念、審美趣味，深深地影響了我”。由此可見他對農民的一往情深。正是最大限度地傳承了農民的血脈才孕育了他的文化人格，是農村的鄉土氣息營造了他的精神家園，是農耕文明的自給自足塑造了他的從容氣度。從農民思維的起點出發，他對農村風土習俗的熟稔，對國人情態風貌的把握及其信手拈來、駕輕就熟的文字創造，成為抵達他著書立說創作彼岸的一葉方舟，這種不期而遇的宿命，使他的文本深刻地體現出他靈魂得救和對土地朝拜的文化尋根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