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產業集群的跨區域發展與浙江區域經濟演化
作為地方產業的演化模式，產業集群的發展在空間上往往突破行政區域的限製。隨著產業集群規模的擴大、企業的擴張與技術的擴散，浙江的一些產業集群往往跨越縣域的邊界，在更大的地域範圍實現發展；與此同時，一些地方產業集群的對外經濟技術聯係空間也在不斷地擴大。產業集群的跨區域發展與跨區域聯係的不斷深化，對於增強浙江區間域經濟聯係，提升浙江產業的組織化程度具有重要意義。
浙江作為紡織大省，擁有眾多的紡織產業集群。經中國紡織工業協會認定，浙江現有中國紡織產業基地市（縣、區）4個，中國紡織產業特色名城11個，中國紡織產業特色名鎮18個。由於技術相近、市場重合，改革開放以後，浙江各地的紡織產業集群之間的聯係日益密切，在不同地域與產業範圍內構建了不同類型的區域性紡織產業網絡。
浙江絲綢產業曆史悠久。明清以來，嘉興王店、王江涇、濮院，杭州塘棲、臨平，湖州菱湖、南潯、雙林、璉市（今練市）、新市等市鎮先後成為“家家養蠶、戶戶絲織”的絲綢專業鎮。新中國成立後，各級政府按照地區相近、產品歸類、以大帶小等原則，調整了浙江絲綢產業布局。改革開放以後，隨著國有絲綢企業的改製與民營絲綢企業的興起，杭州、嘉興、湖州地區的絲綢產業集群化的態勢日益明顯。以德清縣為例，1978年，德清隻有4家國營絲廠、7家省定點鄉鎮絲廠；到了1997年，全縣繅絲企業已達到111家，擁有繅絲機10876台。杭州中國絲綢城（1987年）、嘉興南方絲綢市場（1988年）、中國繭絲綢交易市場（1993年）、湖州絲綢城（1993年）等專業市場的先後開業，進一步促進了浙江各地絲綢企業的聯係。盡管20世紀90年代以後，全國繅絲能力過剩，絲綢出口受阻，市場競爭激烈，浙江絲綢產業陷入困境。但是，杭州、嘉興、湖州、紹興（嵊州）等地通過促進絲綢與女裝的融合，積極開發蠶絲被、真絲毯、領帶等新產品，使浙江的絲綢產業集群出現了新的生機。2003年11月，國家繭絲綢協調辦公室、中國絲綢協會授予杭州、嘉興、湖州“中國綢都”榮譽稱號。
浙江產業集群的跨區域發展雖然跨越了縣域的範圍，但是，從空間分布來看，仍然具有相對集中的特點。杭州的絲綢與女裝集群主要集中在餘杭的中國絲綢織造基地，淳安的浙江省蠶繭基地，蕭山、江幹的女裝工業功能區及杭州武林路時尚女裝街、四季青服裝特色街區和杭州絲綢特色街等區域。嘉興的紡織產業集群廣泛分布在秀洲（王江涇織造、油車港靜電植絨、洪合羊毛衫）、桐鄉（蠶絲被、真絲毯生產基地、濮院羊毛衫、洲泉化纖、河山絹紡織、大麻家紡布藝）、海寧（馬橋經編、許村家紡布藝）、平湖（服裝）等地。湖州的絲綢紡織產業主要集中在德清（如浙江絲綢集團凱喜雅工業園區）、南潯（重兆真絲喬其產業）等地。紹興化纖製造、上虞棉紡織和化工染料、嵊州領帶、新昌縣毛紡織，諸暨大唐襪子和楓橋襯衫、紹興漓渚針織，楊汛橋經編家紡等產業組成了紹興紡織產業集群，並通過紹興中國輕紡城、錢清輕紡原料市場、蕭山明華紡織原料交易市場等專業市場與蕭山的化纖製造業形成規模更大的蕭紹紡織業集群。寧波的服裝產業則主要分布在鄞州、奉化及象山（爵溪）等地。從更大的區域範圍來看，杭州灣沿岸地區的杭州、寧波、紹興、嘉興、湖州等地的紡織產業形成了一個規模龐大的集群的集群。溫州服裝產業廣泛分布在鹿城、甌海、龍灣、瑞安（中國男裝名城）、樂清（中國休閑服裝名城）、平陽、永嘉等縣市區，在溫州服裝商會的協調下，溫州服裝企業通過集體營銷、互動交流、分工合作等多種方式，促進產業聯係，打造“穿在溫州”的服裝區域品牌，
浙江皮革產業集群的跨區域聯係也很密切，並形成了浙南以溫州為中心、浙北以海寧為中心的兩大皮革產業基地。溫州皮革鞋業集群涉及製革、合成革、製鞋、鞋機、鞋材等眾多產業，廣泛分布在鹿城區、甌海區、龍灣區、永嘉縣、平陽縣、瑞安市及鄰近的青田縣，其中鹿城、永嘉及青田的鞋業企業主要生產皮鞋，瑞安則是全國著名的休閑、注塑鞋加工基地，甌海與鹿城的牛皮革、平陽的豬皮革、龍灣的合成革、樂清白石鎮的鞋底、永嘉的黃田鞋飾、烏牛製鞋機械等產業基地則為溫州鞋業企業提供各類投入品。產業集群的專業化分工與跨區域發展，造就了溫州鞋業集群的國際競爭力。浙北的皮革企業主要分布在海寧、桐鄉及湖州的南潯等地，產業涉及製革、皮鞋、皮衣、皮包、皮手套、毛皮、皮革機械、皮革化工等多個領域，擁有海寧中國皮革之都、崇福中國皮草名鎮及桐鄉石門、南潯花林鞋業，南潯練市裘皮、德清新市皮手套等多個塊狀經濟，形成“大集群、小塊狀”的空間分布格局。
浙江的塑料產業經過改革開放30年的發展，不僅湧現了寧波的注塑機、模具產業集群，餘姚的塑料、模具產業集群，台州的模具、塑料，舟山的塑機螺杆等產業集群，並且與浙江各地的石化、家電、汽摩配、建材、包裝、玩具及工藝品等產業建立了密切的上下遊產業聯係，形成了一個報酬遞增、自我強化的跨區域涉塑產業網絡。
義烏商圈是浙江產業集群跨區域、跨產業擴張形成區域性產業體係的又一典型案例。改革開放以來，義烏市依托小商品市場，興商建市，工商聯動，形成了規模巨大的小商品產業集群。由於義烏小商品市場強大的輻射力，義烏周邊的東陽、浦江、諸暨乃至溫州、台州、紹興、衢州、麗水等地的特色產業也紛紛借助義烏小商品市場開拓國內外市場，逐步形成了以義烏小商品市場為中心，輻射周邊地區產業的跨區域分工協作網絡。在義烏中國小商品城的帶動下，以義烏為中心的製造業產業集群發展迅速，形成了以義烏為中心、覆蓋金麗衢、杭嘉湖紹和甬溫台等地市，麵積近1萬平方公裏的小商品產業帶。
浙江產業集群跨區域跨產業的發展，增強了浙江經濟的內部聯係，促進了浙江區域經濟的空間結構演化。2003年以來，浙江省先後出台了《環杭州灣產業帶發展規劃》、《溫台沿海產業帶發展規劃》、《金衢麗地區生產力布局與產業帶發展規劃》，提出充分發揮產業集群優勢，推進產業帶建設。環杭州灣產業帶重點培育電子信息、現代醫藥、石化、紡織、服裝五大標誌性產業集群，大力扶持交通運輸設備、先進裝備製造、新型金屬材料及製品、造紙業及紙製品、家用電器及設備、食品加工製造六大成長性產業集群。溫台沿海產業帶大力發展電氣機械及器材、交通運輸設備、輕工機械等三大特色裝備製造型產業集群；改造提升服裝服飾、日用小商品、工藝品家具、家用電器、通用機械、包裝印刷等六大輕加工型產業集群。金衢麗產業帶著力培育汽車、日用小商品、五金機械、氟化工、食品加工、建材等重點產業集群。三大產業帶的建設，進一步鼓勵浙江各地產業、集群打破行政區劃，實現產業融合發展、一體化發展和集群化發展，促進浙江產業集群之間、區域經濟之間的開放協同、整合創新與轉型升級。
（二）浙江產業集群發展與區域經濟發展的差距
浙江產業集群的空間分布是不均衡的。根據浙江省政研室調查，2004年浙江601個塊狀經濟主要分布在杭州灣和溫台沿海地區，其中，杭州124個，合計年產值3380億元；寧波77個，合計年產值2500億元；溫州73個，合計年產值1735億元；紹興58個，合計年產值2647億元；金華77個，合計年產值1310億元；台州67個，合計年產值1680億元；嘉興35個，合計年產值1540億元；湖州30個，合計年產值680億元；麗水25個，合計年產值136億元；舟山11個，合計年產值110億元；衢州24個，合計年產值108億元。浙江省經貿委“塊狀經濟”調查表明，2005年全省11個市“塊狀經濟”的總量規模（按工業總產值計）依次是寧波（5395億元）、紹興（2835暢9億元）、溫州（2387億元）、台州、嘉興、杭州、湖州、金華、衢州、麗水和舟山。浙江省統計局研究則表明，全省11個地市中，集群數量最多的是寧波市，有158個；而集群工業總產值最大的是杭州市，達3577暢1億元，集群數量最少和工業總產值最低的均是麗水市，僅有產業集群11個，工業總產值合計為65暢8億元。
鑒於工業化在現代化進程中的重要地位，工業經濟的規模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區域經濟的發展水平。通過對浙江省統計局有關浙江各地市產業集群的調查數據的分析，結合各地市的工業總產值，可以發現產業集群空間分布的不均衡與浙江區域經濟發展差異存在著極為密切的聯係。杭州與寧波不僅產業集群數量多，而且規模大，雖然受中心城市集聚功能突出、城市化經濟顯著等因素的影響，產業集群在當地工業總產值中並不是最高。溫州產業集群在當地工業總產值中的比例最高，達88暢3%，符合通常對於溫州特色產業眾多的印象。紹興的產業集群平均規模最大，使得紹興雖然在集群數量上少於台州、嘉興、金華等地，但是紹興的工業總產值卻超過台州、嘉興、金華等地。湖州與舟山受經濟發展水平與地域規模的影響，產業集群數量相對較少。衢州與麗水作為全省欠發達地區不僅產業集群數量少、規模小，在當地工業總產值中的比重也很低。因此，從某種角度來看，產業集群的數量、規模及其在當地工業總產值中的比重與區域經濟發展水平有著密切的聯係。
從縣域產業集群分布來看，浙江省的經濟強縣往往也是產業集群高度發達的縣市區，如蕭山、紹興、鄞州、諸暨、溫嶺、慈溪、餘姚、海寧、義烏、樂清等縣市區，不僅產業集群數量多、規模大，而且在縣域經濟中的比重與地位也相當突出。根據省委政策研究室2005年塊狀經濟調查資料，蕭山擁有19個塊狀經濟，並獲12個國家級特色產業基地的榮譽稱號。紹興縣則以織造、印染、化纖、服裝等產業為核心，塊狀經濟數量雖少，但是平均規模較大，成為紹興縣域經濟的支柱。總體上來看，浙江經濟強縣的產業集群發展大致可以分為三種類型：紹興、海寧、樂清等縣市產業集群數量較少，但是平均規模較大；慈溪、餘姚、義烏等縣市產業集群數量較多，但是產業集群的平均規模不是很大；蕭山、鄞州、諸暨、溫嶺等縣市區，不僅產業集群數量多，而且規模大，使得這些縣市區的經濟實力更為突出。與發達縣市相比，衢州與麗水的一些縣市，產業集群數量少，規模小，發展緩慢，影響了縣域經濟的整體規模，文成、鬆陽等縣市尚無億元以上產業集群。
（三）產業集群升級與浙江區域產業結構演化
區域經濟是各個產業及產業集群的組合體，區域產業結構則反映了區域內各個產業之間的比例關係。產業經濟研究表明，隨著經濟發展階段的變化，區域產業重心會逐步從農業向輕紡工業，繼而向重化工業、高加工度工業和高技術產業以及現代服務業轉移，從而推動區域產業結構的升級與轉型。從演化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區域內不同產業的動態演化、此漲彼消（如新產業的興起、傳統產業的衰弱等），導致了區域產業結構的變遷。
作為一種地方化的產業組織模式，產業集群的發展對於區域產業結構演化有著深遠的影響。傳統的產業結構理論主要關注一個國家或地區內部第一、二、三產業的結構組成及其演化趨勢或工業化進程中工業內部結構的演變，分析視角相對宏觀，在很多情況下忽視了產業之間的微觀聯係。產業集群理論從產業地方嵌入與治理的角度，係統地分析產業演化與地域發展之間的關係。通過對地方產業集群演化路徑的分析，可以更加深刻地認識區域產業結構的演化動力、路徑與模式。
改革開放前，浙江的現代工業主要集中在杭州、寧波、溫州等中心城市，全省大部分地區都是以農業為主的經濟格局，城市工業與農村農業之間缺乏有機的聯係。計劃經濟下的二元經濟模式不僅限製了浙江產業集群的發展，也限製了浙江區域產業結構升級的內在動力。
產業結構升級是伴隨著區域經濟發展而出現的結構轉型現象，具有一定的曆史依賴性。任何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優化都離不開特定的產業背景和區域基礎。浙江區域產業結構的升級路徑無外乎原有產業的升級改造與新興產業的培育發展。傳統的產業政策的重心是確定和扶持新興產業，但是產業的國際競爭優勢往往是由市場而非政府決定的。產業結構的演化更多的是產業市場競爭的結果，而非政府推動的結果。
作為資源小省，浙江人多地少，傳統輕紡工業較為發達。改革開放以後，浙江農村通過不斷的創業與創新，積極進入紡織、服裝、皮革、塑料、玩具等輕紡產業。由於輕紡產業市場需求大、進入門檻低，市場化改革的先發優勢與農村社會的社會網絡、社會資本優勢，使得浙江各地的輕紡產業集群獲得了長足的發展。20世紀80年代，基於產業集群發展模式的輕紡工業成為浙江省的主導產業，農村工業的崛起確立了浙江輕紡大省的優勢。各類輕紡專業市場的建設不僅為本地中小企業提供了共享的銷售平台，而且加速了浙江商貿流通服務業的發展，推動了浙江區域產業結構的轉型。
20世紀90年代以後，浙江產業結構主要沿著從傳統輕工業向現代輕工業、從一般加工業到高加工度工業的軌跡演進，充分利用高新技術改造傳統產業，通過品牌戰略與集群戰略，發揮專業化分工與協作的優勢，把擴大生產規模與拓寬銷售網絡有機地結合起來，努力提高區域產業競爭力。隨著浙江輕紡工業規模的不斷擴大，產業鏈不斷延伸，對原材料和機械設備的需求也迅速擴大，推動了浙江石化、機械等相關產業的發展，提高了重工業在浙江工業經濟中的比重。紹興、蕭山等地的紡織企業紛紛從紡織品生產向上遊延伸紡織品原料、紡織機械領域。溫州鞋業的集群化發展也促進了溫州鞋機等相關產業的發展。信息技術、電子商務、納米等新材料、生物技術等高新技術在浙江傳統紡輕產業的運用則進一步提升了浙江產業集群的競爭力。會展、物流、國際貿易、研發教育培訓等相關產業的興起，既是浙江產業集群發展的內在需求，又在完善浙江產業集群體係的同時，促進了浙江產業結構的轉型。
產業集群化增強了浙江產業的競爭力，也促進了浙江區域經濟的發展。浙江區域經濟的快速發展為電力、交通、銀行等各類產業的發展提供了廣闊的空間。浙江企業實力的增強則為進入基礎原材料、電力、石化、冶煉、重型機械、汽車、造船等重化工業，醫藥、通訊等高新技術產業，旅遊、房地產等新興產業奠定了基礎。浙江居民收入的增長，則為浙江旅遊、房地產等眾多新興服務業的發展提供了契機。
任何產業的發展都不是孤立的，集群化、融合化、網絡化是現代產業發展的普遍趨勢。根據斯密‐楊格定理，隨著地方產業規模的擴大，分工也會進一步擴大，從而形成複雜的產業分工網絡。產業集群打破了傳統產業之間的界限，把農業、工業、服務業等相關產業組合成一個有機的係統。浙江產業集群的升級，不僅需要主要產業的創新與升級，還需要相關的原材料、機械等重化工業和金融、研發、信息等生產性服務業的支持。而產業集群的發展又會對整體區域經濟產生一係列影響，從而推動區域產業結構的演化。鑒於產業集群在浙江區域經濟發展中的重要地位，浙江產業集群的升級不僅充分發揮了浙江傳統產業的優勢，而且促進了重化工業、高新技術產業和現代服務業務（尤其是生產性服務業）的快速發展，從而有力地推動了浙江產業結構的轉型與升級。因此，改革開放以來，浙江的產業成長與結構調整主要是一個自然演化的過程，雖然起點不高、技術層次較低，但是產業演化的動力大都來自於區域內部，具有內生增長的特征。在浙江產業結構演變與調整過程中，浙江的人力資源、技術基礎、商務環境也隨之不斷得到提升，形成了產業集群與區域經濟共同演化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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