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農抑商，強本弱末。商鞅變法中，就已經把重農抑商、發展農業經濟作為富國強兵的國策。在商鞅等法家看來，人民務農除了提供軍隊糧食和為國家積累財富外，還能積極從事對外戰爭，即所謂“爭本轉（專），則民喜農而樂戰”。“耕織”是本業；工商業的發展常常會損害農民的利益，影響人民務農和參戰的積極性，危害國家根本利益，是末業。因此製定了一係列強本弱末政策，如規定“繆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複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這些政策鼓勵了一家一戶的男耕女織，鞏固了封建統治的軍事經濟基礎。
移民墾荒，保護畜力。為鼓勵農民生產積極性，秦國頒布了墾耕荒田命令，規定了獎勵開荒的措施。對於地廣人稀的占領區，實行移民墾植。如秦取巴蜀後，為充分利用巴蜀地力和加強秦人的統治，“乃移秦民萬家實之。”秦還十分重視對勞力和畜力的充分利用，為多生產糧食，發布赦免“罪人”命令，把他們遷到所占領的土地上去，從事直接生產。規定了保護耕牛和馬的命令，對盜竊牛馬者判處死刑。
賜爵賣爵，刺激生產。為了增加財政收入和保證軍糧供給，秦國采取了“賜爵”、“賣爵”，鼓勵農民發展生產。秦昭王二十一年，魏國獻出安邑，秦對“奉出其人，募徙河東，賜爵”。秦還規定，農民可以出糧買官做。史籍記載“民有餘糧，使民以粟出官爵，官爵必以其力，則農不怠。”秦王政四年，秦國蝗災，嚴重缺糧，秦發布命令“百姓內粟千石，拜爵一級。”“粟爵粟任則國富”通過賜爵，賣爵，既鼓勵了農民生產的積極性，又富了國庫，還保證了軍隊急需。
改革征賦標準，減輕農民負擔。西周以來，土地一直是製定賦稅的依據，“稅以足食、賦以足兵”。商鞅變法後，秦孝公十四年，秦開始實行“初為賦”就是采取“舍地而稅人”的辦法，按人口征收軍事費用。這樣，就把原來隻由農民負擔的軍賦擴展到全國每一個成年人身上，而且對商人加倍征賦。不僅擴大了軍費來源，而且相應減輕了農民的負擔，促進了農業的發展。
戰時農業的發展，有賴於耕地麵積的擴大。各國還十分重視擴張土地，以增強戰時農業發展潛力。如秦為了不斷增強軍事生產力，取得兼並統一戰爭的勝利，從秦孝公起，就堅決實行“廣辟土地，籍稅為財”政策，積極對外兼並擴張，擴展土地。繼孝公任用商鞅變法，國力增強，收複失守河西之後，秦惠王也加緊對外擴張。他采納司馬錯首先攻滅巴蜀，“取其地，足以廣國也，得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眾，而彼已服矣”的主張，派兵奪取了巴蜀。巴蜀氣候優良，土地肥沃，人口眾多，經濟繁榮，物產豐富，大批糧食，財富從這裏運出，能增強秦長期戰爭所需的經濟力。前308年，司馬錯攻楚，從巴蜀獲得了近50萬人口的軍事勞動力資源，並從巴蜀運出大米六百萬斛，基本滿足了伐楚需要。秦惠王滅巴蜀之後，向西北發展，取義渠二十五城，向南進取楚漢中。秦武王派兵攻韓奪宜陽。秦昭王迫魏獻地四百裏，韓獻地二百裏。以後又東取定陶、南取黔中等地：秦占地越多，軍事經濟人力、物力、財力越強，從而奠定了取得統一戰爭勝利的物質基礎。
各國頒行的新政策和采取的各種有力措施，極大地促進了農業生產的發展，增加了糧食產量，擴大了國家財政資源，增強了軍事財力。史載：秦國軍賦“積粟如丘山”，齊國“粟如丘山”，燕國“粟支數年”，趙國“粟支數年”，楚國“粟支數年”。這些記載，反映了各國戰時農業生產的實際情況。
戰國時期的軍事手工業生產
1.兵器生產的進步
戰國時期，手工業的迅速發展，刺激了兵器製造行業的突飛猛進。軍事手工業越來越成為手工業的重要部門。戰國時期兵器生產有較大改善，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第一，以銅兵器生產為主轉向鐵兵器生產為主。春秋時期，鐵原料雖然進入兵器製造領域，但沒有占主導地位。進入戰國後，為了提高兵器性能和質量，各諸侯國紛紛采用鐵原料生產兵器。1965年，河北易縣燕下都四十四號墓出土的兵器中，銅兵器隻占百分之三十多，而鐵兵器卻占百分之六十五。當時的楚、韓、燕生產的鐵兵器最多，種類有劍、戟、刀、矛、匕首等：鐵兵器比銅兵器更銳利，楚國的“宛钜鐵钅也（矛），慘如蜂蠆”韓國的鐵兵器“陸斷馬牛，水去鵲雁，當敵即斬”由於鐵兵器大量生產，很多國家逐漸淘汰了銅兵器。前235年，楚幽王就把繳獲的大量銅兵器用耒鑄製鼎盤彝器。鐵兵器取代銅兵器，標誌我國軍事手工業生產進入新的發展時期。
第二，複雜兵器開始誕生。為了在戰爭中取勝，各國非常重視新兵器的發明，以提高軍隊戰鬥力。新兵器中，以弩最為有名。據說，弩最先出現於楚。為楚氏發明。“楚氏以弓矢之勢不足以威天下，乃橫弓著臂施機而廓，加之以力，即弩之始”凹弩是在弓的基礎上發明而成，但比弓複雜。弩由木臂和弩機組成。弩機設計和製作十分精巧，因為“弩機差以米則不發”。弩機外麵有一個叫“廓”的匣，匣內前麵有定距離的分劃，匣的下麵有板機（古代叫懸力），扣扳機，箭即射出。這種弩機的性能與現代的槍、炮的擊發機裝置相同。根據戰爭的需要，弩分為夾弩、庾弩、唐弩、大弩四種。夾弩，庚弩輕便，射程遠，常用於攻守城壘；唐弩、大弩是強弩，射程較遠，但發射速度慢，常用於車戰和野戰。弩的特點是射的遠，命中率高，尤其是腳踏弩和戰國後期發明的“連弩”，威力更大。弩的發明和使用，表明兵器生產已達到一個新的水平。
第三，質量提高，生產增加。戰國的兵器在製作上有較大的改進和創新。首先是做工精細，兵器表麵經過錯磨、刨光，有的還進行鉻化處理，十分光潔。其次對兵器的形製作了改進。矛的鋒部越來越結實，戈的刀部成弧線型，裝柄的“內”部加鋒刃；箭鏃由雙翼式變為棱式。這些改進，大大提高了殺傷力。由於生產者的增加和鐵原料供應充足，兵器產量成倍增加。史籍記載。楚國“持戟百萬”，秦國“帶甲百萬”，反映了戰國時期軍事生產的較強能力。
戰國時期軍事手工業的發展，基本滿足了兼並戰爭的需要。也標誌著中國封建軍事經濟的發展，開始就有了一個良好的開端。
2.軍事生產的進步帶來戰爭方式的變化
戰國時期軍事裝備的改善，促成了戰爭方式的變化，即由車戰逐漸變為騎兵的野戰，戰爭帶有持久、長期的性質，進攻方式比較帶有主動性。
春秋時的戰爭，以車戰為主，戰車後麵的步卒，主要任務不是格殺，而是保護戰車和捆綁俘虜。交戰前，敵對雙方排成整齊的車陣然後互相攻擊。戰車橫衝直撞，一方車陣被衝亂，勝負便見分曉。當時，車戰基本適應奴隸製生產力水平發展和軍隊裝備狀況。但是，戰車有一個最大的弱點，就是遇險而阻，隨著戰爭地域的擴大和戰爭激烈程度的提高，刺擊性強的兵器，如戟、劍兵器的增多，前541年，晉將魏舒與山區的戎狄作戰時，棄車就步，大敗敵軍，從此步兵發展起來。到了戰國，由於軍隊裝備較大改善和兵源擴大，給步兵創造了發展條件，車陣戰逐漸向步兵的野戰轉變。
戰國中期以後，鐵兵器和遠射有力的弩普遍裝備軍隊，殺傷力增加。特別是弩，能“射六百步之外”，密集整齊的車陣成為射殺的目標，一經交戰，損失慘重。於是，一個嶄新兵種——騎兵就破土而出。前307年，趙武靈王“胡服騎射”，建立了中原國家第一支騎兵。騎兵的出現，既保持了戰車的機動性，又避免了戰車的缺陷。孫臏稱騎兵有十利，“能離能合，能散能集；百裏為期，千裏而赴，出入無間”。戰爭越來越具有運動戰性質。
綜上所述，戰國時期兵種的增加和戰爭方式的變化，是戰國時期社會經濟關係變化的必然結果。軍事經濟的發展變化，軍事生產的擴大，軍隊裝備的改善是促成這種變化的重要原因。
戰國時期的軍事生產管理機構
戰國時期，各國基本上構建了一套較為完整的官僚政治體製。春秋時期的中原各諸侯，在戰國時期先後稱王，各國國王掌握著國家的政務和軍事大權。國王作為一國之君和軍隊的最高統帥，控製著全國的一切經濟活動，對軍事產品的生產、交換、分配、消費有著最高決策權和最終決定權。
君王之下是相。相是百官之長，總理政事。如《荀子·五霸篇》所言：“相者，論列百官之長，要百事之聽，以飭朝廷臣大百吏之分。度其功勞，記其慶賞，要終奉其成功，以效於君。”因此，相在戰國時期，在製定賦稅政策、安排國家財政方麵負總責，因而在確定軍品生產規模、軍品儲備水平上起領導作用。如魏國的相李悝，秦國的相商鞅，在安排生產，保障軍事需要中常常起到關鍵的作用。具體組織軍事生產的是相之下各級政務官吏。戰國時期，相協助國君總理政務，事繁任重，故於其下又設文官係統各種官職襄理之。春秋時的五官（司徒、司空、司馬、司士、司寇）製度在戰國時期繼續推行，不過稱謂不同。當時，主管國家經濟工作的官員，有的稱司空，有為宰爵，有的為內史。如主管趙國的財政經濟的官員，就是“節財儉用，察度功德”的內史徐越。趙國的生產計劃、稅賦征收、軍費安排，由他負責。
戰時農業的管理，多由地方官員負責。這是因為地方行政官員對軍賦的征發和儲備運輸負有管理之責，各縣設有倉嗇夫具體負責。戰國軍事鬥爭激烈的現實，決定了糧食為軍隊生死攸關，也說明了糧食是軍賦征收的重點，各國對地方官員有嚴格的要求。秦律規定，軍糧必須用於軍事需要，絕對不允許挪作它用，否則要嚴加懲罰：“不當廩軍中懍者，皆貲二甲，廢；非吏者，戍二歲；徒食，屯長、仆社、弗告，貲戍一歲，令、尉、士吏弗得，貲一甲。”倒賣軍糧的刑事處罰比冒領軍糧的處罰更重。如倒賣一方要罰以“貲戍二歲”，私買一方要罰以“貲二甲”，除直接參與之人外，其它有關的官員也要受到嚴厲處罰。地方官員軍事保障的的職責決定著他們對農業生產管理的權力。
由於戰爭的需要，各國對兵器生產十分重視，因而多由各級行政主官負責。當時的兵器製造，主要由官府手工業經營，兵器作坊一般設在城市，在各諸侯國的國都，都有較大的製造作坊。在秦國，把負責兵器製造的人分為監造人，主造人和造人三級。監造人由各級重要官員擔任。秦國中央一級的兵器作坊監造人由相邦（即相國）擔任，郡一級的監造人由郡守擔任。主造人一般由技術水平較高的人擔任，他們了解兵器製造的各個環節，工藝流程和質量檢查，有的國家把他們稱為工師，治師或冶尹等等。造人是兵器直接生產者，他們不再主要是奴隸，而是刑徒，或者是服兵役的更卒。這些人更具有穩定性、紀律性，有利於官府對他們的嚴格要求和控製，從而保證兵器源源不斷地生產。在魏、趙、韓等國，兵器製造一般由司寇來監造。出於兼並戰爭的需要，各諸侯國無不重視兵器的製造和質量的提高，並製訂了一定的管理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