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妹》與錢
《姐妹》投稿到雜誌社的時候，遇到一個難題：沒有編輯相信這是真實的。“怎麼可能呢？”“人怎麼會這麼蠢呢？”無奈，我隻好將政府通告、紅頭文件、清會辦簡報複印幾份寄給他們。這回他們相信小說的真實性了，“但是，”他們在電話中說，“讀者怎麼會相信這麼離奇的事情呢？”後來，我又給他們郵寄一些報紙，用來說明“爛會”的悲劇在江蘇、浙江、福建、廣東等沿海省份大麵積地重演。其實，現實情況比小說中表現的更糟，許多老鄉讀過小說稿後都搖頭說，“更慘，慘多了。”
我老家連城爛會的時候，我是連城人民廣播電台的記者，天天跑的就是清會爛會的報道，耳聞目睹的就是父子反目、兄弟成仇、夫妻離異的新聞。與現實的慘烈相比，所有的文字描述都顯得蒼白，我當時就有一個念想，盡可能多地收集資料，將來也許能派上用場。當時，廣播電台由我和藍春輪流編輯新聞節目，知道我的用意後，藍春也把有價值的材料給我留著。動筆創作的時候，清會辦的李元健、水蜜桃基地的吳德祥、電視台的餘興輝又陸續給我郵寄一些有效證據。
當然，《姐妹》寫的不是永安，更不是連城，絕對不是。“桃源”這個地方在我的夢境中，在人物的活動中，在讀者的想象中。我不能懷疑讀者將對號入座，因為那是對讀者智慧的侮辱：讀過初中的人都知道小說是虛構的。
法國存在主義作家讓？保爾？薩特在《門關戶閉》一劇中有一句名言：“別人就是（我的）地獄！”在他看來，人與人的關係，從根本來說，隻能是矛盾衝突的關係，而不能是息息相通的關係。美國“垮掉的一代”認為，到20世紀中葉，對人的信任已經完全喪失。從前停留在概念的閱讀，因為有了爛會，所有的疑團都解開了。
爛會風潮使編輯困惑，金錢卻是一個與生死、愛情一樣古老的文學母題。金錢作為小說的主題，就像宗教和性一樣，自從出現人類文明以後，就占據了讀者的好奇心。在《不變的欲望》一書中，詹姆斯？巴肯寫道，“作為一種手段，我認為金錢絕對是一種工具：它現在可以實現任何一種異想天開的怪念頭，創造或者扼殺一切事物。在目前這種極端重視手段的情況下，它又一次經曆著轉變，以達到一個絕對的目的。貨幣的價值並不根據它的實現願望的力量來評估，更確切地說，金錢就是人們所有希望的目標。金錢被尊崇為我們時代的上帝。”
《姐妹》中有關桃花會的描述存在這樣一對矛盾：所有參與過標會的人都認為寫得不充分，而所有不了解標會的人都認為寫得太誇張。對我而言，標會時的狂熱隻在文革中見過，爛會時的恐慌隻在非典時見過。標會與爛會的情形讓我想起馬爾克斯的中篇小說《一件事先張揚的謀殺案》中那對抄起殺豬刀、在鎮上到處叫嚷要殺人的維卡略兄弟。與其說維卡略兄弟急於殺死納塞爾，不如說他們是急於找到一個人出麵阻止他們殺人。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這樁理由本不充分、連殺人者也不想實現、因事先大肆張揚的謀殺案竟然沒有阻攔地在眾目睽睽之下發生了。同樣的，沒有人相信標會能滾大利潤，但是大家都全身心地投入進去了。
從眾心理表現為：在一個文明的世界裏，大眾使非理性得以繼續存在。個體屈從於他不能控製的群體情感，就好像我們不能隨心所欲地製止一場流行病一樣。那些想做大事業的會首必須求助於人們的感情，而不是求助於理解。瘋狂行為所喚起的是眾人的崇拜，而不是他們對金錢的理解。在這個意義上，我相信所謂的“社會感染”，隻不過是一種集體催眠的延續。
《姐妹》著重寫了啞巴與花季三姐妹的關係，明眼的讀者一看便知，啞巴的愛情是病態的、非正常的。在啞巴與花季的婚姻關係中，金錢所及的範圍比夫妻之間所能想像的要大很多，甚至操縱了夫妻彼此之間的態度。婚姻中，有關金錢的衝突有兩種：顯性差異——由於夫妻雙方的金錢觀與花錢的習慣不同；隱性差異——真正的衝突原因隱藏在金錢觀的背後。相反的金錢觀意味著婚姻中無盡的煩惱，啞巴與花季也不例外，他們夫妻怎麼處理金錢所引起的爭執，比有多少錢吵架來得頻繁。
在婚姻關係中，錢一旦太多，婚姻容易徒有其表，所謂“男人有錢就變壞”；錢一旦太少，婚姻容易畫地為牢，所謂“家貧萬事衰”。婚姻的長久與穩定是需要排除一些金錢因素的，尤其是在這個欲望社會裏。
2000年前，中國人說“自古聖賢皆貧賤”；2005年，在美國召開的“貧窮與經濟發展論壇”卻提出，貧窮是咎由自取。今天，價值坐標將如何修定？
對金錢崇拜這種腐朽的社會風氣的諷刺鞭撻莫過於晉朝人魯褒寫的《錢神論》一文了，文中似乎讚美了錢的神通廣大，實則充滿諷刺揶揄之意。魯褒的《錢神論》對金錢的神通從不同側麵作了淋漓盡致的揭露，對“有錢可使鬼推磨”，“金錢萬能”，處處崇拜孔方兄的腐敗的社會風氣進行了猛烈的抨擊，嬉笑怒罵，冷嘲熱諷，堪稱奇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