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選題背景與意
在人類社會的發展曆史進程中，企業是作為一種改進生產效率的重要生產組織方式而出現的。如同其它任何事物的存在那樣，這種組織方式也有其內在運行的規律性。深刻認識並把握其中的規律性，將有助於發揮企業組織存在的意義。事實上，自從企業組織出現以來，經濟學家從來就沒有停止過對其運行規律性的研究。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就是從企業這一人類社會分工發展過程中，所出現的重要的生產組織方式入手來探討整個社會經濟問題的。在《國富論》中，斯密寫道“勞動生產力上的最大改進，以及勞動生產力指向或者應用的任何地方所體現的技能、熟練性和判斷力的大部分，似乎都是分工的結果。通過考察分工在某些特殊的製造業中起什麼樣的作用，我們就可以更加容易地理解分工在社會的一般事務中所產生的結果”。在這裏，被斯密稱之為“某些特殊的製造業”實質上就是現代企業最初的雛形。斯密之後，經濟學家也遵循了將企業作為一個社會最為重要的微觀經濟基礎加以論述的傳統。199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科斯（1937）在對西方經濟學的發展規律進行總結性的評論時也指出“經濟學理論在考察整個經濟體係效率時也形成了從單個企業分析開始而非以產業開始的明顯的趨勢。”基於這種認識，筆者也試圖加入到這一研究的行列中，並希望通過本文的研究，從另外不同的視角來發掘企業組織運行的規律性。如上所述，這種發掘也將是對整個社會生產效率改進的一項基礎性研究工作。自19世紀中期開始，直到20世紀30年代之前，新古典經濟學一直被認為是西方國家中占統治地位的經濟思想和學說，新古典經濟學派也成為了主流的經濟學流派。但是，理論界又普遍認為新古典經濟學雖然有係統的微觀經濟理論，但“缺乏一種關於工商企業的理論”。因此，從彌補這種理論上的缺憾來看，本文的研究也更有必要性。
任何理論研究既是服務於整個人類社會又是服務於一定的社會群體和組織利益的。中國是一個有著數千年文明曆史的國度。然而，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飽受帝國主義列強的淩辱，人民處於水深火熱之中。兩次鴉片戰爭之後，中國的仁人誌士希圖通過“興辦實業”的方式來發展經濟，中興國家。這就使得洋務運動後，企業組織開始在中國大量湧現。一個世紀以來，中國的企業無論是在規模還是在數量上都有了長足的進步。然而，從整體競爭實力的對比上來看，中國的企業仍然與西方發達國家有著很大的差距。這種差距不僅表現在生產技術設備硬件的差距上，更多的是表現在與發達國家在生產經營管理的差距上。因此，從這種意義上來講，國富民強，民族興衰，企業承擔了重要的社會責任。而要使中國的企業縮小與西方發達國家的差距，就必須加強對企業組織製度這一“軟實力”問題的研究。
新中國成立後，我國政府一直致力於使我國由傳統的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轉變，而在這種轉變的過程中，企業也成為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組織載體。經過近半個多世紀的發展，截止到2006年10月底，僅我國中小企業從數量上已經達到4200多萬家，占全國企業總數的99.8%；其中個體經營戶3800萬家。全國中小企業所創造的最終產品和服務的價值占全國國內生產總值的58%，生產的商品值占社會銷售額的59%，上交稅收占50.2%，發明專利占全國的66%，研發的新產品占全國的82%，出口總額增長49%並全部商品出口額的68%。吸納了75%的城鎮就業人口和75%以上的農村轉移出來的勞動力。因此，企業已經成為名符其實的關係我國經濟社會穩定的重要微觀經濟基礎。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如果我們脫離對企業問題的研究，來談構建社會主義社會將是虛幻和空洞的。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作出了《中共中央關於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決定》認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基於對我國現階段和未來經濟與社會發展形勢所提出的重大戰略任務。其關係到全麵建設小康社會目標的實現，關係到國家的長治久安和中華民族的興衰。但是，社會和諧的核心是經濟和諧，即各種經濟利益和經濟關係的協調與平衡。對經濟和諧的考察又必須落實到其微觀經濟基礎當中去。由此，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就不能脫離對作為一個社會重要微觀經濟基礎之一的企業組織的研究。
長期以來，我國經濟理論界和企業實踐工作者也始終在關注著對企業問題的研究。特別是改革開放後，在我國的農村改革取得了階段性的成功後，政府作為企業最大的“所有者”在城市開展了以“企業”為中心的多輪經濟改革。從本質上來看，這種改革也就是對企業組織中存在的大量問題進行“治理”的過程。在借鑒西方企業“治理”理念對我國傳統企業進行改革的過程中，雖然我們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我們又必須看到，傳統意義上西方現代企業中的“代理問題”在我國企業並沒有得到根治。而且，隨著我國資本市場的不斷發展，企業中又不斷演化出股東之間的“剝奪問題”。與此同時，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所著重考察的勞資矛盾，在我國企業也表現得格外突出。隨著我國市場經濟體製改革的進一步深化，我國的企業改革已明顯進入了攻堅階段，企業治理也麵臨著在反思中有一個新的方向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