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一章 孩童時代(1 / 3)

和珅,原名善保,字致齋,出生於乾隆十五年(1750年),是滿洲正紅旗二甲喇人。甲喇為滿語,漢譯為“世”、“代”等意,是八旗組織中的第二級。說起和珅的家世,就得從滿洲的崛起說起。

滿洲崛起於中國東北地區,其統治民族滿族,最早可以追溯自世代生息在白山黑水之間的女真人(其先人在先秦時期稱“肅慎”,兩漢三國時期稱“挹婁”,兩晉南北朝時期稱“勿吉”,隋唐時期稱“靺鞊”,唐末五代時期開始稱“女真”)。明朝時,女真人分為建州、野人、海西三大部。建州女真主要分布在長白山北部至牡丹江、綏芬河一帶,是三部中實力最強,受漢族文化影響最深,社會經濟發展最快的一部。明朝中葉,由於野人女真的不斷侵擾,建州女真開始往南遷移,宣德年間,主要活動於圖們江、鴨綠江流域,最後在明英宗統治時期,遷居到渾河、蘇子河上遊一帶,並在以“費阿拉”(亦稱“費雅郎阿”,即所謂“舊老城”)與“赫圖阿拉”地方(此二地均在今遼寧省新賓滿族自治縣境內)為中心的地區定居下來。

明朝政府對“女真三部”的統治,主要是采勸使其各自雄長,不相歸一”的“分而治之”政策,常常是打一部,拉一部,在他們之間製造各種矛盾,再加上實行防、撫、剿三管齊下的手法,使其各部相互牽製,不相統一。因此,直到明朝後期,中央政府對女真各部還實行著有效的統治。後來明政府看到建州女真逐漸強大起來,便將其一分為三,分別設立了建州衛、建州左衛和建州右衛。

後金創始人努爾哈赤就出身於建州左衛的頭領(“都指揮使”)之家,姓愛新覺羅。據說他的先祖布庫裏雍順是仙女佛庫侖在長白山天池沐浴後,吃了放在她衣服上的靈鵲銜來的(紅)果子所生。當然這隻是神話傳說而已,不必認真。但是,他的六世祖猛哥鐵木耳(亦稱孟特穆)確實做過建州左衛的都指揮使;其曾祖父福滿柱(亦稱福滿)與其祖父覺昌安(亦稱叫場)也都做過建州左衛的都指揮使;他的父親塔克世(亦稱塔失、他失)後來繼任該職。努爾哈赤10歲時,其生母去世,因受不了繼母虐待,19歲時與其父分家另過。此後,他曾帶著當地的土特產到撫順城與漢族商人進行貿易,也曾在明將李成梁部下當差,從而使他深刻了解了漢族文化、習俗(如受《三國演義》和《水滸傳》影響很深),並初步掌握了明朝在遼東的實際情況。萬曆十年(1582年),李成梁在幫助建州衛蘇克素護部圖倫城主尼堪外蘭攻打建州右衛酋長阿台時,誤殺了覺昌安和塔克世。事後明政府雖然任命努爾哈赤承襲建州左衛都指揮使、都督僉事,並加封龍虎將軍頭銜,同時還賜他30餘封敕書和30匹馬以表歉意,但這一切始終也未能平息努爾哈赤心中的怒火,誤殺一事成了他日後反明的口實。當年五月,努爾哈赤以其父留下的13副盔甲起兵,以為父、祖父報仇為名,率眾討伐尼堪外蘭,並從此開始了統一女真各部的戰爭,經過20餘年的征戰,最後統一了女真各部,並創立了八旗製度、這是一種兵民合一的製度。原來女真人進行狩獵、生產和軍事行動時,每10人為一基本單位,名為“牛錄”(滿語,漢譯為“箭”),其頭目稱“額真”(滿語,漢譯為“主”),即所謂漢譯“佐領”。實力壯大後,改為每300人為一“牛錄”,5個“牛錄”為一“甲喇”(滿語,亦稱“劄蘭”,漢譯“世”、“代”、“輩”等意),總共1500人,其頭目為“甲喇額真”(滿語,漢譯為“參領”)。5個甲喇為一“固山”(滿語,漢譯為“旗”),共7500人,其頭目為“固山額真”(滿語,即旗主,漢譯為“都統”)〕,隨即在萬曆四十四年(1616年)又建立了後金國,公開與明朝分庭抗禮。

鈕祜祿氏是滿洲八旗氏族中的大姓和望族。它是一個既古老,又人口較多的姓氏,其地域分布也較廣。清朝的許多名人與文臣武將都為此姓,甚至連皇後、皇妃亦有不少人出自此姓。例如,康熙帝的孝昭仁皇後、雍正帝的孝聖憲皇後(乾隆帝的生母,額亦都的後裔)、嘉慶帝的孝和睿皇後與恭順皇貴妃、道光帝的孝穆成皇後和孝全成皇後(鹹豐帝的生母),以及鹹豐帝的原皇後孝貞顯皇後等。由於鈕祜祿氏分布地區不同,因此在《禦製八旗氏族通譜》中又往往分為××地方鈕祜祿氏。和珅一家屬於英額地方鈕祜祿氏。英額係指遼寧省東部的“英崿(額)峪”地方。此地盛產一種名叫“英崿秋”的野生小果子,酸甜可口,非常好吃,在清朝是一種進貢品。“英額峪”地方,現在叫“英額門”,是今遼寧省清原滿族自治縣境內的一個鄉鎮。此地有一條小河名“英額河”,從這裏流向西南興京(今遼寧省新賓滿族自治縣)界,最後注入渾河。當時此地是一個小小的軍事、交通要地,設有“柳條邊門”(即明朝所修“柳條邊牆”的“邊門”,即“英額門”)。此地離後金國的都城“費阿拉”與“赫圖阿拉”不遠,地位比較重要。

“英額地方鈕祜祿氏”,原來都生活在長白山地區,後來也是跟隨建州女真部遷移至此的。例如,清朝開國元勳、五大臣之一的額亦都,就“世居長白山”,後來他祖父阿陵阿跟隨建州左衛一起“移居英額峪”。額亦都一家是滿族的巨室大戶,頗具資財,殷實富裕,一直雄踞鄉裏,遠近知名。阿陵阿在部族中很有聲望,被人們稱為“拜顏”(滿語,亦稱“巴延”、“巴顏”,意為“富翁”)。額亦都尚在童年時候,父母就被仇家所殺,他本人因躲藏在鄰村友人家中,才得以幸免。當時他懷著對親人的無比思念與對仇人的刻骨仇恨,發誓一定要報此深仇大恨。於是當他剛剛13歲時,就隻身找到仇人家裏,“手刃其仇人”。然後為了避難便投奔到嘉木湖寨長、姑父木通阿家,依靠姑母、姑父生活。萬曆八年(1580年),他在姑父家與努爾哈赤相遇,兩人一見如故,彼此結成生死之交。從此他一直跟隨努爾哈赤南征北戰,成為努爾哈赤的左膀右臂,是當時著名的勇將,為後金國的建立立下了汗馬功勞。和珅雖非額亦都的直係,但他們同屬同一個地方的同一姓氏,推測他們之間應該多少會有血緣關係。

根據《禦製八旗滿洲氏族通譜》一書記載,和珅的直係先祖叫噶哈察鸞,其旗籍屬於滿洲“正紅旗”。他在後金國建立初期,就歸順了努爾哈赤,成為了八旗軍的一員戰將。他是賴盧渾都督的親伯父。他的四世孫倭琛在清軍入關時,曾以“前鋒”的身份從征山西,攻打蒲城(今永濟縣)時,首先登上城樓,攻克該城後,因軍功被賜予“巴圖魯”(滿語,即“勇士”、“英雄”之意)稱號,授騎都尉官職。後來,由於他在攻打浙江舟山時又立下戰功,而加一等雲騎尉,官至杭州副都統。噶哈察鸞的另外三個四世孫,一個叫阿爾吉禪官至郎中兼佐領,另兩個分別叫雅爾吉與達珠瑚都曾任護軍校的官職。五世孫錫禮渾也曾任護軍校,納鼐曾任山西布政使,常綬曾任給事中,圖爾泰與愛唐阿二人都曾擔任過禦史兼佐領。六世孫拉漢泰曾任郎中;察哈達曾任筆帖式;郎深泰曾任佐領;尼雅哈納,為閑散兵丁隨清軍入關經北京,征伐山東,由於梯攻河間府時首先登上城牆,於是清軍很快攻下該城,因戰功賜“巴圖魯”稱號,並被授予三等輕車都尉世職(正三品,每年的俸祿大約為祿米80石,奉銀160兩)。死後其子鄂錫禮襲職,遇恩詔加二等輕車都尉,死後由其弟蒙鄂綽襲職。他死後由其子武勒襲職,武勒死後由其親叔之子(即堂弟)長生襲職。長生死後由其子阿哈碩色襲職,並兼任佐領;同時由於他在從征新疆準噶爾的戰爭中,在一個叫和通呼爾哈腦爾的地方,“擊賊身亡”而受到嘉獎。其叔父伊蘭泰襲職時,削去了恩詔所加之職,仍襲三等輕車都尉,曆任護軍統領,兼佐領。其死後由尼雅哈納的四世孫常 保襲職;後因追敘阿哈碩色戰功,贈一等雲騎尉。他死後由其長子善寶(即和珅)承襲其職。

從以上敘述中不難看出,和珅家族世代行伍,並獲有戰功;特別是其高祖(即五世祖)尼雅哈納憑借戰功,為其後代掙下了一個三等輕車都尉的世職,可以“世襲罔替”。和珅的父親常 保襲職後,還曾擔任過福建副都統的官職;此時,皇上還因追敘他兄弟阿哈碩色的軍功,又特別賜予了他家一個一等雲騎尉的官職。

“和珅”是其“滿語”名字的音譯,如果譯成漢文應該是“三綱之綱”的意思。他的乳名叫“善寶”,字致齋,生於乾隆十五年(1750年),八旗滿洲正紅旗二甲喇人。他一家在順治元年(1644年),與其他八旗軍民一起從龍入關進入京師(今北京)後,便按著當時的規製:漢人全部遷出內城,其房屋由八旗軍民居住;又按“旗分製”規定八旗軍民嚴格按照旗分不同劃分住處。特別是在清朝前期,京師的內城設有按滿洲、蒙古、漢軍等旗籍劃分的24都統衙門,各旗分別有自己的駐防領地和固定教嚐學校等設施。至於各旗人員的家居住處,也是按旗分不同,分別住在不同的區域。一般說來,這一規定從清初至清末大體上沒有什麼變化。當時的具體規定如下:

鑲黃旗居安定門內(清皇族屬於此旗);

正黃旗居德勝門內;

正白旗居東直門內;

(以上三旗為“上三旗”,由皇帝親自統領)

鑲白旗居朝陽門內;

正紅旗居西直門內;

鑲紅旗居阜成門內;

正藍旗居崇文門內;

鑲藍旗居宣武門內。

(以上五旗為“下五旗”)

據清史檔案與和珅的《嘉樂堂詩集》的“詩注”記載,他家隸屬於滿洲正紅旗二甲喇,其原來的宅第坐落在西直門內驢肉胡同(民國後改為“禮路胡同”,即今“西四頭條”胡同)的東頭,坐落在著名古刹“廣濟寺”(今中國佛教協會駐地)後麵,離該寺不到一箭射程的地方。和珅與其弟和琳都出生在那裏,一直居住到他家的旗籍被抬入正黃旗,和珅家才遷至正黃旗領地德勝門內什刹海畔的大宅第,即今北京西城前海西街的恭王府。

然而,關於和珅的出身,以往人們總認為他出身“低微”、“貧賤”,甚至有人說他家出身“包衣”(滿語,漢譯為家裏供使用的“奴仆”、“傭人”等)。這種觀點也影響到了一些外國人。例如,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來華的英國特使馬戛爾尼在他的回憶錄《乾隆英使覲見記》中就寫道:“皇帝之首相,即和中堂,其人乃一韃靼,出身頗微,然很具有才幹。”不管怎麼說,我們認為這種看法是不大妥當的,也是不符合實際的。和珅在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20歲時,其父常 保故去後,承襲了三等輕車都尉世職。雖然這已經是他家第五代人承襲該職了,並且在乾隆年間,三等輕車都尉這個官職已是屢見不鮮的一般官職,但常 保所任的福建副都統一銜,卻是有職有權的高級武官官職,這個官職在清朝屬於正三品,相當於現代軍隊中的“中將”一級,並在後來皇帝又賞給了他家一個一等雲騎尉的官職,這在當時眾多的八旗軍民中,並不是人人都可得到的。和珅的生母乃河道總督嘉謨的女兒,繼母係吏部尚書伍彌泰之女,也都是有頭有臉人物的後代,這怎麼能說他們的兒孫的出身“低微”呢?因為在那個時代,講究門當戶對,哪家達官貴人,肯把自己的心愛女兒,嫁給比自己地位低的人呢?再有,和珅在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被授予“三等侍衛,挑補黏竿處”。黏竿處是通俗的稱呼,它的官稱應叫“上(尚)虞備用處”。通常該處由侍衛10人組成,主要任務是每當皇帝出行時,服侍在皇帝乘輿(轎)左右,負責扶轎、打燈籠等工作,俗稱叫“打執事的”,另外有“司庫一員(由內務府委派),掌黏竿、釣竿及一切用具”。人們通常說,和珅曾在鑾儀衛當差,做過“拜唐阿”(滿語,亦稱“柏唐阿”,漢譯為“聽差的”、“執事人”),是給皇帝抬轎子的,言外之意認為他的社會地位很“低微”。其實則不然,“拜唐阿”一職,就是“上虞備用處”轄下的屬官,是清朝武官中的一個級別,比藍翎侍衛低一級。對此清禮親王昭梿在《嘯亭雜錄》中,做了較為詳細的解釋:“定製,選八旗大員子弟中的捐捷者為執事人,司上巡狩時扶輿、擎蓋、捕魚、罟雀之事,名曰‘上虞備用處’。蓋以少年血氣僨張,故令習勞勩,以備他日幹城侍衛之眩實有類漢代羽林製也,而精銳過之,蓋善於寵馭近侍之製也。”從上麵的文字中不難看出,當“上虞備用處”的“拜唐阿”,不但不說明和珅的社會地位“卑賤”、“低微”,反而說明他是“八旗大員”的優秀子弟,是皇帝特意從眾多旗人青少年中挑選出來的傑出人才,專供在自己身邊使用,並且對他們經常進行各種“磨練”,準備日後另有重用。因此,我們認為和珅出身雖非十分顯貴,但說他出身於清朝中葉滿洲封建統治階級中的中上層武官家庭,這個定位是比較恰如其分的。

和珅出生的年代與他生活的整個青少年時期,正趕上清朝的“鼎盛”時期,即人們常說的“康乾盛世”。當時上距清軍入關已經有一百餘年,清朝曆經順治、康熙、雍正三朝實施的一係列積極措施與勵精圖治,緩和了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全國統一,疆域擴大,政權鞏固。與此同時,恢複並發展了社會生產力,使廣大人民有了一個較為安定、祥和的生產與生活的氛圍,經濟有了長足發展;學術文化也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有集以前各代大成之趨勢。這個時期人們安居樂業,普遍都感到有奔頭。例如,康熙帝從親政開始,為了長治久安,國泰民安,使百姓休養生息,他接連發布了一些“惠民”的詔諭,宣布停止“圈地”,實行“更名田”;獎勵開荒;興修水利,治理黃河、淮河、永定河,並多次親臨工程現場視察,指導治河工作;改革賦役製度,重視發展農業生產,蠲免錢糧,改革地丁銀的征收方法,宣布滋生人口永不加賦。此外,康熙帝特別是在其統治前期,還大力整頓吏治,裁減冗員,懲治貪汙,表彰清廉,為“康乾盛世”進入“鼎盛”,打下了基矗雍正帝統治時期,從實際出發,大刀闊斧,雷厲風行,以“猛嚴”的作風和姿態,懲治各種弊端,一改其父康熙帝統治後期的“寬仁”之法。從而一掃康熙末年以來的固守因循之風,使全國呈現出一派“政治一新”的景象。他“立誌以勤先天下,凡大小臣功奏折,悉皆手批”,“朱批奏折,不下萬餘件。”國家大政,事無巨細,他均要經過熟思詳慮,然後下達詔令。他親自處理奏章,每日批閱文件往往至深夜。此外,雍正統治時期,十分重視選拔、使用人才。他深知“治天下惟以用人為本,其餘皆枝葉耳”。例如,他對鄂爾泰、田文鏡、李衛等人的重用就很能說明情況。這幾個人都不是科舉出身,且原來地位低微,但因為他們都有辦事的能力,又精明強幹,認真踏實,富有經驗,故而將他們都提升為封疆大吏(即總督、巡撫),獨當一麵,成為朝野聞名的股肱之臣。同時他十分重視整頓吏治,采取堅決措施粉碎朋黨,對八旗大員也進行了各種限製,並嚴懲貪官汙吏,使政風為之一新。為了保證官吏清正廉潔,他決定實行“耗羨歸公”製度,並以發放“養廉銀”作為補充。為了加強中央集權,鞏固封建專製製度,他決定設立“軍機處”。這是皇帝親理政事,獨攬軍政大權的有力措施。在他統治時期還實行了開豁“賤民”,廢除各種人身依附關係,從而緩和了尖銳的階級矛盾,解放了部分生產力。為了促進生產發展和社會繁榮,他下令實行“攤丁入畝”的政策,這樣就減輕了無地、少地,而人口多的貧苦農民的負擔。他為了鞏固邊疆,籠絡少數民族的上層人士,增加其“向心力”與凝聚力,繼續實行其父康熙帝所采取的重視藏傳佛教(即喇嘛教)的做法。與此同時,他還在西南地區,實行“改土歸流”政策,這對於消除分裂割據,鞏固邊疆,從而進一步促進各民族經濟、文化交流,加快民族融合都起到了積極作用。由於雍正帝的一係列政治、經濟改革,使社會繁榮昌盛,麵貌為之一新。具體表現在國家財政收入顯著增加,國庫存銀數量不斷上升。例如,康熙六十年(1721年),戶部銀庫實際存銀為3262餘萬兩,可是到了雍正七年(1729年),短短的七八年間,就迅速增加到存銀6000餘萬兩,史載當時“積貯可供二十餘年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