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白的元和體，隻是中唐元和體的一個部分，即李肇《唐國史補》所說的“學淺切於白居易，學淫靡於元稹”。中唐的元和體，體現了詩和文等各個方麵。李肇所舉，文則韓愈、樊宗師，詩則張籍、孟郊、白居易、元稹。不管是奇詭、苦澀、流蕩、矯激、淺切、淫靡，都是“元和之風尚怪”的表現，也是元和新變的特征。曆代學者對唐詩進行分期，於中唐，往往又分大曆與元和，且有對比的色彩，蓋這兩個時期的風格特色最為明顯。大曆接盛唐而中衰，詩由深沉而走向浮弱；元和重在通變，各種風格都競相亮相，而成為唐詩的另一個高峰，因而受到曆代學者的重視。但從曆代正變觀來看，元和詩壇雖然非常繁榮，然也被很多論家視為“異端曲學”。
我們先根據李肇的說法進行論述，因為李肇的《國史補》大致撰於長慶時，去元和最近，因而對元和之事記載頗多，頗代表時人的看法，加以其時元和體的影響很大，李肇必為其詩壇風氣與文壇環境所熏染，因而較後人之所言更切中肯綮。
韓文之怪，在於“奇詭”。李肇所言偏重韓愈之文，其實他作詩更是如此。宋張耒《明道雜誌》說：“韓退之窮文之變，每不循軌轍。古今人作七言詩，其句脈多上四字，而下以三字成之。……而退之乃變句脈，以上三下四，如‘落以斧引以纏（糸墨？）徽’，‘雖欲悔古不可捫’之類是也。”陳友琴：《白居易資料彙編》，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58頁。宋張戒《歲寒堂詩話》卷上也說：“退之詩大抵才氣有餘，故能擒能縱，顛倒崛奇，無施不可。放之則如長江大河，瀾翻洶湧，滾滾不窮；收之則藏影匿形，乍出乍沒，姿態橫生，變怪百出，可喜可愕，可畏可服也。劉大傑在《中國文學發展史》中指出韓詩的特點：“一、用作散文的方法作詩，開展一個新局麵。”“二、用奇字、造怪句。韓愈是一個熟讀《尚書》、《詩經》和《說文解字》的文人，他做起詩來喜用奇字奇韻。明明是一句很平淺的意思，他偏要用那些古怪字眼，令人讀時要去翻字典。至於他的造句，更和旁人不同。
張籍之怪，在於“流蕩”。李肇所言，突出其歌行，蓋其歌行在元和中影響最大。晚唐張洎《張司業集序》雲：“公為古風最善。自李、杜之後，風雅道喪，繼其美者，唯公一人。……元和中，公及元丞相、白樂天、孟東野歌調天下宗匠，謂之元和體。又長於今體律詩。貞元已前，作者間出，大抵互相祖尚，拘於常態。迨公一變，而章句之妙，冠於流品矣。可見，張籍的元和體詩，特指其古風歌行，而律詩並不包括在內。當時風行海內者，也是這方麵的詩作。因其樂府特點是流蕩，而一變常態。
孟郊之怪，在於“矯激”。所謂矯激，就是指他那搜奇抉怪而矯激不平之作。這與孟郊特定的身世及對藝術的執著追求有關。韓愈在《送孟東野序》中說：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後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幾出乎口而為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
韓愈為孟郊所作的墓誌銘說：
及其為詩，劌目钅術心，刃迎縷解，鉤章棘句，掐擢胃腎，神施鬼設，間見層出。唯其大玩於詞而與世抹樧，人皆劫劫，我獨有餘。馬其昶：《韓昌黎文集校注》卷六，第445頁。
從孟郊所存的詩來看，這類詩頗能代表他的特色和成就。孟郊有桀驁不馴之才和耿介卓拔之誌，而未曾得誌，一生坎坷，對社會的不平反映在詩中，就形成了矯激的特色；藝術上的苦心孤詣，也使得他的詩走向怪奇的一路。
白居易之怪，在於“淺切”。元、白之元和體，上文已有所論述。但李肇說白居易詩“淺切”的特征，似與元、白所述略有不同。因為元、白所言的元和體，除淺切外，還包括次韻詩，按照李肇的說法，似乎不包括次韻詩，而是專門指白居易影響最大的，合於流俗的篇章。宋人惠洪《冷齋夜話》卷一《老嫗解詩》雲：“白樂天每作詩，令一老嫗解之。問曰：解否？嫗曰解，則錄之；不解則易之。故唐末之詩近於鄙俚。我們今天翻閱《白居易集》，有詩三千餘首，真正合乎老嫗能解標準的，所占比例不會很大。大概是白居易有一部分詩寫得通俗，以至老嫗能解，寫出來後，傳播最廣，以至於“流於人口，疏於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這一類淺切的詩，就是李肇所說的“元和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