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周革命，即武則天建周代唐，是發生在唐王朝的一次重大的曆史事件。這次革命，使得武則天成為中國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她代唐建周是在690年，即由本來武後的載初元年改為周天授元年。曆15年，至長安四年（704）退位，由中宗李顯重新登基，恢複唐號，改為神龍元年。武則天革唐之命的成功在690年，而革命的過程卻要長得多，所以我們論述這一曆史事件及其對文學的影響，須從武則天革命伊始進行討論。永徽六年（655），高宗廢了王皇後，立武則天為皇後。常委托武則天處理國事，故軍政大權逐漸落到武則天手中，這為她以後的革命提供了契機。我們論述武周革命，理應從武則天永徽六年為皇後時開始，至長安四年退周還唐時結束，約50年。在這50年中，又以天授元年（690）為界，前麵35年為準備時期，後麵15年為革命時期。武則天執政時期，唐王朝在很多方麵起了重大的變化。陳寅恪先生曾說：“武曌則以關隴集團外之山東寒族，一旦攫取政權，久居洛陽，轉移全國重心於山東，重進士詞科之選舉，拔取人才，遂破壞南北朝之貴族階級，運輸東南之財賦，以充實國防之力量諸端，皆吾國社會經濟史上重大之措施，而開啟後數百年以至千年後之世局者也。政治與思想上的變化，葛兆光先生曾概括說：“八世紀初的唐王朝，其實剛剛經曆了一次思想與秩序的雙重危機。武則天取代李氏天子，以大周換了大唐，不可思議地以女子之身當了皇帝，‘牝雞之晨，唯家之索’，不僅傳統的‘婦人不得預外政’已經失效，就連‘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的宇宙論依據，似乎也受到嚴峻的挑戰；改朝之後的大周，‘旗幟改從金色，飾以紫，畫以雜文’，作為王朝依據的五行五德五色象征，也已被改變以遷就新的權力，而象征王朝在天文
時間中合理性的曆法，也在載初元年被改變，‘依周製建子月為正月’、‘十二月為臘月，改舊正月為一月’；符瑞常常是上天眷顧的暗示，原來傳說上天曾降符瑞給李唐，如今卻降給了武周，一塊後來被稱為‘天授聖圖’的石頭在洛水被發現，據說上麵寫著‘聖母臨人，永昌帝業’，連曆來象征與天地神靈溝通而且獲得上天認可的明堂大祭，也由武氏親自舉行過了。與此同時，‘道在釋前’的原則改成了‘令釋教在道法之上’，思想的界限已經混亂；過去相當嚴格的取士途徑，也突然變得非常寬鬆，一大批並非貴族子弟的士人，從邊緣進入中心，使過去等級清晰的貴族社會及其建立秩序的禮法、傳統的倫理與道德也漸漸失去了約束力。”
在這一時期，尤其是武則天的後半期中，文學的發展也發生了很大變化。政治上，因為武則天不斷打擊和削弱了門閥士族的利益，使得新興的中小地主階級及下層文士的力量得到了很大的發展。他們或通過軍功取得地位，或通過科舉進入上層，在各方麵都要求有所表現。尤其是這時的文學，更是被他們看重的一種表現形式。過去代表門閥士族的文學，已經不適應這一時代的需要，也不能體現他們的抱負和願望，因此他們謀求革新，力圖打破貴族文學的傳統，用新的形式來表達新的時代內容與自己的思想感情。這時的文學，無論是內容還是形式，都呈現出多元化發展的局麵。既有陳子昂震蕩寰宇的鴻篇大作，也有沈宋雕章琢句的宮廷篇章；既產生了“燕許大手筆”，也有崔融所謂的“十體”；既有李嶠等人的時文，也有吳少微、富嘉謨的新體。盡管促使這些變化的因素很多，而政治革命無疑是諸因素中的首要因素。
今人傅璿琮先生《武則天與初唐文學》①，葛曉音先生《論初唐的女性專權及其對文學的影響》②，周祖先生《武後時期之洛陽文學》③，對於武則天與初唐文學的研究皆有新的創獲，對筆者研究本課題具有很大的啟發意義。本書則圍繞武周革命這一曆史事件與唐代文學發展的關係進行初步的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