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和曆史分期地域文化是在特定的地域出現的複合文化，按理說江蘇地域文化應從江蘇成為一級行政區時算起。一般認為江蘇建省於清康熙六年(1667)，實際上乾隆二十五年(1760)，江蘇、安徽才完全分省而治。但江蘇省境內的多個以國家級曆史文化名城為核心區的地域文化，有著悠久的曆史而且對全國有相當的影響，我們說江蘇地域文化有著深厚的曆史文化底蘊是從這一角度去表述的。作為一個整體的江蘇地域文化，應該是從省區正式形成才開始整合。
江蘇地域文化的曆史分期主要考慮的因素是各曆史時期省區內強勢地域文化的影響和大規模的居民遷徙給地域文化帶來的影響。這是因為各曆史階段江蘇境內占主導性的地域文化是有變化的，江蘇地區曆史上的經濟中心、政治中心、文化中心時有變遷；還因為在江蘇曆史上，由於戰爭、自然災害等因素造成多次大規模的人口遷移，使得有些地區後來定型的區域文化與該地區原先的文化是有一定差異的。移民實際上也是一種文化的流動，他們帶著自己原來擁有的文化來到了新的地方，一方麵他們會受到當地文化的影響，另一方麵也會使當地的文化發生一定程度的變化，特別是在移民人數較多或社會地位較高的情況下變化比較明顯。
根據以上認識，我們把江蘇文化分成九個時期，建省前六個時期，分別是：史前至春秋戰國時期、秦漢時期、六朝時期、隋唐五代時期、宋元時期、明清時期；建省後三個時期，分別是清代後期（近代）、民國時期、新中國成立以後。
一、 史前至春秋戰國時期：民族融合和文化交流通過戰爭進行江蘇境內時間最早的人類遺跡是距今約30萬年的“南京猿人”，1993年在南京市東郊湯山葫蘆洞發現，考古成果是兩塊人類頭骨化石。距今約一萬年前，江蘇境內已出現了許多原始部落。距今大約五千年前，江蘇境內的考古文化遺存，主要有江淮至海濱地區的青蓮崗文化、江南太湖地區的馬家浜文化和南京地區的北陰陽營文化。江蘇周邊地區的石器文化也有部分在江蘇境內，如南邊浙江的良渚文化約公元前2750—前1890，部分在江蘇南部。和北邊山東的大汶口文化約公元前4040—前2240，部分在江蘇北部。。這些說明江蘇也是中華文明的多元發生地之一。
在我國最早的地理著作《禹貢》中，今江蘇轄境在九州中分別屬於徐州和揚州，二州大致以淮河為界。居民分別為徐夷、淮夷與越夷，相對於中原地區的華夏族，他們屬於當時的少數民族。夏商周三代在今江蘇境內分封過眾多小國，如舜封錢鏗於彭(今徐州)，夏禹封若木於徐(今泗洪)，也就是說，在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江蘇境內已經出現數處文明的政治實體。此時，中華文化進入了文明門檻，甲骨文已是相當成熟的象形文字，精美的青銅器則主要用於祭祀和戰爭。
春秋時江蘇地區分屬於吳、楚、宋，戰國時分屬於越、楚、齊，後基本上歸楚國。公元前224年並歸於秦。
春秋戰國時期是中國曆史上第一次重大的社會變革和文化轉折時期，學術爭鳴空前繁榮，中原地區的華夏文化發展到一個輝煌的高峰，先秦諸子創立的思想體係，成為後來中華文化的基本精神資源，對後世影響深遠。史學、哲學、文學、藝術、醫學、軍事學等各門學科已逐漸開始獨立發展。
諸子文化已經顯示出地域特色：儒家以魯為中心，道家主要源於楚，法家源於三晉，成就於秦。中國最早的詩歌總集《詩經》的《國風》部分是按15個地區分類的，說明當時人們已經意識到不同文化地域的風土人情之異。春秋時吳國公子季劄觀樂於魯，已能準確地辨別衛風、齊風、唐風等不同樂曲的地域格調《左傳?襄公二十九年》。。一般認為春秋戰國時期影響比較大的地域文化有齊魯文化、三晉文化、秦文化、楚文化、吳越文化、巴蜀文化、燕文化等。但相對於齊、魯、晉、秦、楚文化，今江蘇境內的吳越文化還相對處於比較落後的狀態，例如先秦諸子中的頂尖人物就沒有江蘇籍的。
春秋戰國時期今江蘇境內各民族仍處在融合之中，該地區的一些地域文化還是中華文化中的民族類型。現今江蘇境內除北部一小部分屬於華夏勢力範圍外，大部分地區為非華夏人所據。中國自古即是多民族國家，占人口絕大多數的漢族是由三代時形成的華夏族與周邊諸族逐漸融合而成的，漢代以後才逐漸稱“漢人”、“漢族”的。“從漢代到明清，吳越文化一直是中國漢族文化的一個地區類型。而春秋戰國時期的吳越文化，是中國少數民族文化中最先進的一種類型，兩者民族性不同，語言、習俗、心理特征自然有別，不可混為一談。”董楚平.吳越文化概述［J］.杭州師範學院學報,2000（2）在居於中原的華夏民族興起的時候，今江蘇境內大部分地區為東夷、淮夷、百越等少數民族所據，直到商周交替之時，這種遠離華夏各自延續的局麵才被衝破。中原的太伯來到江南，以華夏文化結合百越文化建立吳國是衝破這種局麵的標誌。
本時期影響江蘇地區地域文化的重大事件主要有：
（１） 史書記載在公元前11世紀的西周初年，周族的太伯、仲雍從中原來到江南，建立了勾吳國。這說明大約在三千年前，中原地區有一支移民來到江南，他們和這裏的土著融合在一起，按照當地習俗“斷發文身”，並在當地土著居民的擁戴下，開創了吳國的曆史。吳文化是江蘇地區最早產生重要曆史影響的地域文化。當然，當時吳文化的範圍及核心區域與現今並不是完全一致的。
（2） 建立了江蘇地區最早的一批城市，開拓了我國最早的兩條運河。在公元前3000至公元前2000年，我國各地已經發現多處用夯土和石頭築成的城邑遺址。但由於我國曆史上可靠的真實紀元開始於西周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因此江蘇境內有確切紀年的城市建城史一般都從公元前841年以後按文獻記載算起。如：徐州建城史一般從公元前573年算起，因為《左傳》記載這一年“楚、鄭伐宋，宋魚石複入彭城”；蘇州建城從公元前514年算起，這一年吳王闔閭命伍子胥建闔閭城；公元前506年孫武率軍西伐楚國經過的胥河是時間上最早的人工運河；公元前486年吳王夫差在今揚州築邗城，並開鑿了溝通長江與淮河的邗溝。《中國曆史大事編年》張習孔，田鈺.中國曆史大事編年［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7將胥河和邗溝都列為世界上最早的人工運河。公元前 472年，範蠡在吳越西境築越城(今南京長幹裏)，為南京古城的雛形。這些為政治目的和軍事目的建設的城市後來即成為一定區域的經濟中心和文化中心。開拓運河當時雖主要是軍事用途，但卻為後來的經濟發展和文化傳播作出了貢獻。尤其是以邗溝為開端的大運河對中華民族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方麵所起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它是世界上開鑿最早、規模最大、流程最長的人工河道，它不僅是我國南北水運交通的大動脈，也是中國政治、經濟、軍事、商貿、文化、水利的重要載體。兩千多年來，大運河為沿線城鄉的經濟社會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江蘇的國家級曆史文化名城中有七座位於大運河畔，它們是徐州、淮安、揚州、鎮江、無錫、蘇州、常熟。
（3） 春秋戰國時期，江蘇境內主要有吳文化、越文化和楚文化，這些文化之間的交流以及與中原諸文化的交流往往是通過戰爭進行的。春秋中期，吳王壽夢以江北的邗邑(今揚州)為政治、軍事重鎮，自稱邗王。闔閭派專諸刺死吳王僚，自立為吳王，並任用伍子胥和孫武，西破強楚，攻克郢都，成為“春秋五霸”之一。公元前494年，吳軍大敗越軍，越王勾踐投降為奴。吳王夫差爭霸中原時，越軍攻入吳國。越滅吳後，吳國的都城吳邑（今蘇州）成為越國的都城之一。公元前333年，楚威王“大敗越”司馬遷《史記?越王勾踐世家》。，楚從西向東、從北向南，漸次占領“故吳地”。江北彭城之西稱為西楚，彭城以東至江南吳邑稱為東楚。由此，這裏成為楚漢文化的重要源頭。
軍事文化和稻作文化是這個時期江蘇地區的特色文化。
軍事文化包括軍事理論和兵器製作兩個方麵。軍事理論以《孫子兵法》最具代表性。齊人孫武經伍子胥推薦，以《孫子兵法》取信於闔閭。孫武的《孫子兵法》是千古不朽的軍事巨著，比較係統地闡述了他的軍事理論和戰略戰術思想。《孫子兵法》揭示了戰爭的許多規律，提出了一些著名的作戰原則和治軍原則，如“知己知彼，百戰不殆”、“兵無常勢，水無常形”、“令之以文，齊之以武”、“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等，至今仍然為世界各國軍事家所重視。
江蘇地區的劍器製作是領先於中原地區的。早在西周時期，銅劍就開始在江蘇流行，是江蘇青銅文化中最富特色的器物之一。春秋後期，吳越間鑄劍技術工藝超絕，名劍頻出。吳人幹將、莫邪是當時最著名的鑄劍師。
衛斯《中國史前稻作文化的宏觀透視》衛斯.中國史前稻作文化的宏觀透視［J］.農業考古，1995.(1)中列出距今四千年前的中國史前稻作遺存發現地點97處，其中在今江蘇境內有蘇州草鞋山遺址、淮安青蓮崗遺址、高郵龍虯莊遺址等17處，僅次於長江中遊的湖北省19處，是長江下遊發現稻作遺址最多的省份。一般認為：中國北方屬於麥菽文化，南方屬於稻作文化。北方的麥菽文化推崇儒學，儒家的理想在於社稷鍾鼎，充滿理性精神，注重人與社會的協調，重視倫理道德規範和內省模式；南方稻作文化推崇道家，道家誌在山林，充滿浪漫氣息，注重人與自然的和諧，強調審美人生和宗教觀念。因此在文學方麵，北方有樸實無華的《詩經》，南方有奇幻瑰麗的《楚辭》。儒道互補，是中華文化的兩大源頭，一同構成中國文化思想的主導形態和文化發展趨勢。
二、 秦漢時期：從中華文化的民族類型轉型為漢族文化的地區類型秦始皇統一中國後實行的是郡縣製，江蘇的江北為泗水郡、東海郡和琅玡郡，江南為鄣郡和會稽郡。劉邦建立西漢王朝後，國郡並行，江蘇分屬於揚州、徐州刺史部和吳、楚等諸侯國。七國之亂後，景帝改吳國為江都國，廣陵改名為江都。武帝時為廣陵複名，置廣陵郡，後再改為廣陵國。
秦漢時期的國家統一使多元文化整合的速度加快，而整合後的一統文化，具有強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秦統一文化的舉措包括書同文、車同軌、度同製、行同倫、地同域等，增進了廣闊地域間人們社會生活和文化心理的同一性，為中華文化共同體的形成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漢語、漢字等沿用至今的文明成果，在秦漢時期已基本定格。秦亡以後，漢代統治集團繼續了大一統帝國的模式。
中國傳統文化是以儒家為主體，儒、釋、道三家鼎足而立、互融互補的文化。兩漢時期是儒、道兩家發展、豐富自己，並確立自己作為中國文化代表學派地位的時期。西漢大儒董仲舒建議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影響深遠。佛教的傳入一般認為是從西漢末年開始的，東漢明帝時建造的洛陽白馬寺是中國第一座佛教寺院，連雲港孔望山佛教摩崖石刻也屬於東漢時期。在佛教傳入的同時，中國本土宗教——道教也在漢代創建。道教對中國文化的影響是多方麵的，對中國古代科學技術的影響則表現為其煉丹術積累的化學知識、長生術對醫學的影響。聞名世界的造紙術和指南針也發明於漢代。
這個時期影響江蘇地區地域文化的主要因素有：
（１） 江蘇地區的民族轉型基本完成。經過從楚威王到漢武帝200多年的種族大換班，江蘇境內各地域文化已是漢族文化的地區類型。董楚平認為 ：“……經過200多年的種族大換班，吳越地區由夷越文化變為漢族文化，這是吳越文化的第一次轉型。這次轉型屬民族屬性的轉型。”董楚平.吳越文化概述［J］.杭州師範學院學報，2000（2）
（２） 楚漢文化基本形成並產生重要的曆史影響，以徐州為中心的楚漢文化是江蘇境內當時最顯赫的文化。秦漢之際的風雲人物多為楚漢文化區的人士。陳勝起義時打出的口號是“大楚興”，建立政權的名稱是“張楚”，響應陳勝起義也以楚文化範圍內的項羽和劉邦勢力最強。在吳地起義的宿遷人項羽，軍事骨幹是八千江東子弟，但他後來自封自己是“西楚霸王”而不是“吳王”。沛縣人劉邦包圍項羽時，讓項羽軍心動搖唱的是“四麵楚歌”。劉邦政權的政治背景和文化淵源，決定了漢代文化是對楚文化和秦文化的雙重繼承和雙重揚棄。
（３） 劉邦建立西漢王朝後，在江蘇境內封立了一些侯國，其中最為著名的是都於廣陵(今揚州)的劉濞的吳國，這說明當時吳地的經濟和政治中心都在江北，揚州城也由此迎來了曆史上的第一次繁榮。劉濞依靠自己強盛的經濟實力，與都於彭城（今徐州）的楚王劉戊發動了反抗中央政權的叛亂，吳楚軍是叛亂的主力，結果讓周亞夫率兵打敗。這說明當時江蘇的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還是值得重視的，尤其是江北地區，因為當時的江南仍屬“地廣人稀，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司馬遷語）的地區。
秦漢時期江蘇地區在中華文明發展的進程中發揮比較突出作用的是楚漢文化區的學術文化和道教文化。
這一時期，劉安、劉向等王室子弟在學術上的成就尤其引人注意。淮南王劉安(前179—前122)，沛郡豐(今江蘇豐縣)人，“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編著《淮南子》一書，書中涉及哲學、美學、軍事學、法學、文學、倫理學、神話學等許多方麵，是江蘇學術文化史上的第一部巨著。劉安最先肯定《楚辭》的價值。他說：“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又說，屈原之誌，“雖與日月爭光可也”。這是文學史上最早對屈原及其作品給予崇高評價的權威性論述，從而奠定了《楚辭》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劉向(前79—前8)，字子政，彭城(今徐州)人，漢楚元王劉交四世孫。他在經學、目錄學、文學諸方麵頗有建樹，劉向注《五經》，輯《楚辭》，撰《說苑》，又奉詔領校皇室圖書，校勘訂訛，編定目次，彙為《別錄》，創立了中國校勘學和目錄學。還撰有《洪範五行傳》、《新序》、《說苑》、《列女傳》等。《新序》是曆史故事集，書中所載以春秋時事為多。《說苑》作品帶有小說意味，對後世筆記小說的創作有一定的影響。劉歆（約前53—23），字子駿，沛（今江蘇沛縣）人。曾與父劉向同校皇家藏書，繼承父業，整理傳授古文經本，成為古文經學派的創始人，所撰《七略》為中國第一部圖書分類目錄專著，在中國古代學術思想史上占有顯著地位。
江蘇在道教發展史上也有重要的地位。道教初創時為兩大派別，其中之一就是東漢末年張陵創立的“五鬥米道”。張陵(34—156)，沛國豐(今江蘇豐縣)人，自稱太上老君，凡入道者納米五鬥，故稱五鬥米道。張陵的五鬥米道影響久遠，後來演變為南北天師道。另一派別是張角創立的“太平道”，“太平道”規模龐大，信徒遍布青、徐、幽、冀、荊、揚、兗、豫八州，於公元184年發動了“黃巾起義”，現今的蘇北地區當時幾乎普遍都有太平道的組織。
三、 六朝時期：建都建康使金陵文化產生全國性影響從220年到589年，東吳、東晉、宋、齊、梁、陳先後在南京定都，史稱“六朝”。三國鼎立之時，今蘇南、蘇北分別為孫吳、曹魏二國所統治。西晉時，今江蘇境內的長江以南屬揚州，長江以北主要屬徐州。東晉和南北朝時期，定都於建康(今南京)的東晉和宋、齊、梁、陳，在較長時期控製著今江蘇的較大部分區域，但至南朝陳時僅領有長江以南，長江以北先屬北齊，後屬北周。
六朝時期是一個分崩離析的時代，先有魏、蜀、吳三國鼎立，西晉統一後僅半世紀又為離亂。北方先有16國割據，後有北魏、東魏、西魏、北齊、北周；南方則有東晉、宋、齊、梁、陳。走馬燈式的改朝換代，不能安定的社會生活，促使人們努力探求個人生命的意義和心性情理，給此後幾百年間玄學和佛學的高漲留下了充分的空間。文學和藝術的各個門類開始超越於實用和功利之上，成為獨立的文化品種。
六朝時期佛教文化開始對中國文化產生深刻影響。中國學術史上的魏晉玄學是受佛教直接影響而形成的，成為魏晉時期的主要哲學思想。入華佛教吸收道家、儒家的哲理倫常，形成天台宗、禪宗等中國化佛教宗派。南朝帝王中的宋文帝、劉文宣王、梁武帝、陳武帝、陳後主等都是佞佛的，如梁武帝蕭衍在位48年中曾四次舍身同泰寺為“寺奴”，每次都由百官用錢將他贖回。
〖〗〖〗江蘇地域文化源流探析〖〗〖〗0〖〗〖〗第 一 章〖〗江蘇地域文化的發生、發展和曆史分期〖〗0六朝時期也是一個繼春秋戰國以後又一次大規模的民族遷移和民族融合的時期。西北部的一些被稱為“胡”的民族，如匈奴、鮮卑、羯、羌、氐等陸續向內地遷移，在屠殺和驅趕漢人的過程中又很快漢化，如北魏孝文帝推進鮮卑族漢化，他把都城從今山西大同遷到中原洛陽，改鮮卑姓為漢姓，鼓勵鮮卑與漢人通婚。在胡文化“漢化”的同時，胡族文化的一些內涵也被漢族文化吸收。胡文化的“漢化”與漢文化的“胡化”是同時進行的。
中國古代凡南北政權對峙，於東線爭奪最為激烈的依次是黃河、淮河與長江三道防線。永嘉之亂以後，南北分裂達270多年。南方政權退守淮河的根本轉折發生於劉宋時期。公元450年，拓跋燾統六十萬大軍南下，直趨瓜步（今江蘇南京六合東南），長驅深入後又退兵北撤，給徐州和兩淮地區造成嚴重的破壞和摧殘。此後130多年，江淮地區成為南北對峙的主要戰場。
這個時期對本地區地域文化影響最大的事件有：
（1） 由於東吳、東晉、宋、齊、梁、陳先後在建康（今南京）定都，建康成為中國南部的政治中心、經濟中心和文化中心。六朝都城建康，“工商、流寓、童仆、不親農桑而遊食者，以十萬計”，是中國曆史上第一座人口超過一百萬人的大城市。金陵文化形成並產生全國性的影響。
（2） 漢末初平間（190—193），曹操誘降黃巾餘部30萬，接著與控製徐州的陶謙、劉備、呂布展開了反複爭奪，對這一帶破壞十分慘重。南北朝長時期戰亂導致兵家必爭之地的徐淮地區開始落後於今江蘇境內的其他地區。
（3） 南北朝長期在江淮一帶對峙，北方居民大規模地南遷，多定居於江淮之間和寧鎮地區，使當地得到了大量的優秀人才，促進了江淮和寧鎮地區的文化發展。江淮和寧鎮地區逐漸取代中原而成為全國的經濟中心。大量北方移民來到江蘇，還由此形成了江蘇境內中古時代的兩大語言板塊：江淮語區和吳語區。
西晉末年“永嘉之亂”開始的移民是中國曆史上規模比較大的一次移民，一直持續了100多年。這批移民主要定居在長江中下遊這一帶。東晉時在今江蘇境內設置僑郡二十三個、僑縣七十五個，這些郡縣集中於今江寧、鎮江、揚州、泰州、淮陰一帶。移民使南朝人口增長較快，建康周圍的揚州、南兗州、南豫州等州郡約有人口二百四十萬。
（4） 吳地民風的改變，由尚武變為尚文。漢代以前吳越人的性格還是比較強悍的。《漢書?地理誌》這樣描繪吳越人的性格:“吳越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劍，輕死而易發。”漢代前期，在平定吳楚七國之亂中，名將周亞夫在與吳軍交鋒後還感慨道:“吳兵甚銳，難與爭鋒。”三國時期，東吳之所以三分天下有其一，說明吳人此時仍比較強悍。東晉以後，吳越故地民風發生了顯著變化，從尚武轉為尚文。這與生產力水平提高、社會環境的改善密切相關。東晉末年，孫恩、盧循起義，“海鹽令鮑陋遣子嗣之以吳兵一千，請為前驅”，遭到晉軍主帥劉裕的拒絕，理由是“賊兵甚精，吳人不習戰，若前驅失利，必敗我軍，可在後為聲援”沈約《宋書?武帝紀》。。到了南朝，“南人怯懦，豈辦作賊”沈約《宋書?顧愷之傳》。已成官場定論。
道教文化和與此相聯係的科技文化、書畫藝術、文學批評和文選學、教育文化等是本時期江蘇文化中最有亮點的部分。書畫藝術方麵出現了王羲之、王獻之父子等書法大家和顧愷之等大畫家。科學技術方麵出現了數學家祖衝之和醫學家葛洪、陶宏景。文學方麵除出現謝靈運等著名詩人，還出現了陸機的《文賦》、劉勰的《文心雕龍》、鍾嶸的《詩品》等一批理論著作。
中國道教從西晉起開始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時期，即神仙道教時期。這一時期是以吳地道教的本土化為特征的，道教從一種反抗者的宗教逐漸演變為統治者的宗教，從而能夠在官方支持的環境氛圍中得到發展。在道教的發展與變革史上，吳地方士葛洪、陸修靜和陶弘景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葛洪(283—363)，字稚川，自號抱樸子，句容人。葛洪繼承道家和揚雄的理論，認為“玄”是宇宙的本體，世界的一切皆由“玄”產生。他認為道與玄基本相同，區別在於“夫玄也者，天道也，地道也，人道也，兼三道而天名之”。由於玄道在葛洪的道教本體論中有著如此重要的地位，所以葛洪又稱自己的仙道為玄道，認為隻有掌握了玄道才能掌握永恒。葛洪認為道本儒末，道先儒後，但又相互補充。他認為凡人可以通過學仙修道成為神仙。他主張神仙實有，認為人的感官能力和經驗有限，不能以此去判斷神仙的有無。葛洪將神仙方術與儒家綱常名教相結合，提出神仙養生為內、儒術應世為外的理論，強調道教徒要以忠孝、和順、仁信為本。他在《抱樸子》一書中記載了煉丹過程中的化學現象，輯醫書《玉函方》、《肘後救卒方》，在中國醫學史上第一次記載了天花。
陸修靜(406—477)，字元德，出生地為吳興(今浙江吳興)。陸修靜對當時真偽混淆、源流不明的諸多道經進行了分類整理，辨別真偽，還創立了在道教史上具有深遠影響的道教典籍分類法。陸修靜將佛教的教義引入道教，使道教的教義變得精致起來。這樣使得南朝的道教教義有了儒佛道三教融合的色彩。陸修靜還完善了道教的戒規儀式，製定了“九等齋十二法”的齋醮體係，而且對齋儀的意義作了理論上的解釋，使得道教齋法有了係統的儀式。
陶弘景(456—536)，字通明，丹陽秣陵(今江蘇南京)人。陶弘景在道教史上的一項重要貢獻就是創立了茅山宗。經過陶弘景數十年的苦心經營，茅山開始成為道教上清派的活動中心，上清派也因此被稱為茅山宗。茅山宗的形成，標誌著自葛洪以來江南士族道教徒創立官方化的正統道教的完成。從此之後，茅山派曆代宗師人才輩出，在隋唐時成為影響最大的道教教派。陶弘景特別注意搜求上清經係中的方術秘訣和養生登仙之術。他撰寫的《登真隱訣》等道書，詳細記載了上清派思神內視、導引按摩等道術，也吸收了天師道的諸神上章、符咒驅鬼等道術。陶弘景在道教史上的貢獻還在於網羅群神，排定座次，建構起道教的神仙信仰體係。陶弘景撰寫的《真靈位業圖》，將先前道書中的近七百名神祇的名諱稱號，以圖譜的形式列出，向人們描繪了一個獨立於人間世界之外的神仙世界，形成了一個等級有序、統屬分明的完整的道教神仙譜係。陶弘景通曉天文曆算、山川地理，著有《天文星算》、《帝代年曆》、《古今州郡記》；他又精於醫理，重視臨床經驗，藥物學造詣很深，首創以玉石、草木、蟲獸、果菜、米實等名目對中藥進行分類，著有《合丹藥諸法節度》、《太清諸丹集要》、《養性延命錄》、《本草集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