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27年初秋，盛世才從日本陸軍大學畢業後歸國。
由於最後的學費是蔣介石提供的，盛世才自然要到蔣介石的門下效力。
然而，此時的蔣介石能否接見他，重用他，還是個問題。
他必須想盡辦法打通關節，才能達到接近蔣介石的目的。否則，一切設想將會成為泡影。
他仍然利用同學楊傑的關係，以身為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的陳果夫，作為晉見蔣介石的台階。
當陳果夫將盛世才的情況呈報蔣介石時，蔣介石認真地問陳果夫：“盛世才這個人在日本的政治背景如何？和共產黨有沒有什麼來往？”
陳果夫肯定地回答：“關於他在日本學習期間的政治活動，我已派陳兆華做過秘密調查，沒有發現他與共產黨有什麼關係。在這方麵，他是可靠的，請總司令放心。”
“如果這樣的話，此人可用。你先跟他談一談，然後，我召見他。”
此時的蔣介石已經公開背叛革命，暴露出反共反人民的本來麵目。
為了獨攬大權，實行獨裁統治，蔣介石背叛了已故孫中山先生“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遺誌。
孫中山先生在臨終前非常器重汪精衛，認為這個出生於廣東的弟子很有才華，是個難得的人才。孫中山的“北上宣言”和“臨終遺囑”都是汪精衛起草的。
國民黨內部上層人物都把這個留學日本，在日本加入同盟會並緊緊追隨孫中山，時時不離其左右，事事出謀劃策的汪精衛視為孫中山的當然接班人。
所以，當孫中山逝世後，汪精衛即當選為國民革命政府主席和軍事委員會主席。
然而，握有兵權的蔣介石並不服從汪精衛的領導，為了爭權公開排擠汪精衛，並借助軍隊向他發難，使汪精衛無法立足，一氣之下，遠避巴黎。
蔣介石不僅不收斂自己的行為，反而趁此機會大肆進行以他為首的政府改組，大力發展軍事力量，為他的獨裁統治掃除一切障礙。
當時的上海，由於周恩來的活動與領導，革命力量，特別是工人糾察隊的力量相當強大，引起蔣介石的恐慌。
起先，蔣介石采取收買的手段，請來周恩來，讓周恩來擔任上海市長，以此瓦解共產黨的力量。
周恩來看穿了蔣介石的陰謀，婉言拒絕了蔣介石的要求。
眼看上海的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革命力量，特別是工人糾察隊的武裝力量，威脅到蔣介石的統治，令他不安。
蔣介石親自到上海，秘密拜見了他的師傅黃金榮，並要這位青紅幫頭子設法幫助他消滅周恩來等人組織起來的上海工人糾察隊。
蔣介石又派他的軍隊暗中配合黃金榮等上海反動勢力，向革命力量進攻。
黃金榮與上海的流氓弟子杜月笙、張嘯林密謀後，派出大批打手，殺向工人糾察隊，挑起流血事端。
杜月笙又以朋友的身分，將工人糾察委員會的委員長王福勝誘騙殺害。
而蔣介石的軍隊趁機以維護社會治安為由，大肆地屠殺共產黨人及其廣大革命群眾，血洗了工人糾察隊。
這就是震驚中外的流血慘案。
慘案發生在公元1927年4月12日，所以，被稱為“四·一二”政變。
至此，蔣介石公開撕毀了國共合作的協議，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四·一二”政變前夕，汪精衛從法國巴黎回到上海，雖然與中共總書記陳獨秀簽訂了“陳汪聲明”，公開登在報紙上，但也未能阻止蔣介石背叛革命。
汪精衛與蔣介石幾經談判，但終於因政見不和而分裂。
汪精衛一怒之下到武漢革命政府，大罵蔣介石，決心反蔣。
然而，到了公元1927年7月中旬，汪精衛也撕下革命的偽裝，把屠刀指向共產黨和革命群眾，製造了武漢血案，叛變了革命，背棄了孫中山先生的革命遺囑，與蔣介石同流合汙。
公元1927年4月6日，奉係軍閥張作霖派出上千偵探與軍警，不顧國際公法的神聖規定，對座落在北京東交民巷的蘇聯領事館進行大搜查，在領事館後院兵營將中共領袖李大釗逮捕。
原因是：公元1925年郭鬆齡倒戈並聯合馮玉祥共同反對張作霖是李大釗策動的。為此，張作霖下領通輯李大釗。
另外，當馮玉祥赴蘇聯考察時，他的部隊形成群龍無首的局麵，行將分崩離析之際，馮玉祥回國後，與武漢革命政府聯合，發動對河南的大戰。
此時的河南已被張作霖控製，此舉無疑又給張作霖後背一刀，直令張作霖驚恐不安，更增加了對李大釗的忌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