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雅聶振斌
《中國現代美學名家文叢》六卷遴選六位中國現代美學家——梁啟超、王國維、蔡元培、宗白華、豐子愷、朱光潛的相關論著組成。將中國現代美學卓具代表性和成就的名家作集中的文獻整理，迄今可能還是第一次。
《文叢》所說的“現代”是指19世紀末至20世紀40年代，並以此區別於通常的“近代”、“當代”兩個概念。這50餘年間，正是中華民族苦難深重的年代，也是中西古今思想文化大撞擊大交彙的時代。異族入侵與古老帝國的衰亡，洋務派師夷長技、戊戌變法製度改良的失敗，使得國人應對西方文化的態度逐漸由被動轉向自覺。20世紀初年，梁啟超明確提出了“新民”的主張和“學做現代人”的問題，倡導人的革新和“精神之文明”的建設。由此，國民性改造成為進步的文化人士、學者、思想家、政治家關注的焦點之一，人、精神、心理、文化等的變革逐漸成為重要的社會課題。也正是在這個時期，西方美學開始進入中國文化視閾，“美學”、“美育”等專門學科術語引入，中西美學思想、觀念、方法等撞擊融會，走在時代前列的一部分思想家、學者開始對中國古代美學思想進行改造更新，並積極試圖以美與藝術來啟蒙民眾、培育民族新人格。這個階段的中國美學，既有學科建構與理論建設的探索，也有直麵人生與關注時代的激情，並由此構築凸顯了自己的某些特點特征，既不同於西方美學，也不同於晚清以前的中國古代美學和建國以後的中國當代美學。
中國現代美學是中國美學發展不可或缺的一個部分，也是非常具有特色、取得了重要成就的一個階段。《文叢》所涉的六位大家，或是在中國現代美學的奠基期作出了重要的開創性貢獻，或是在中國現代美學的發展與繁盛期成為突出的標誌性與代表性人物。其中，梁啟超、王國維、蔡元培既是中國現代思想的重要啟蒙者，也是中國現代美學與文藝思想理論建構的重要先驅；宗白華、朱光潛、豐子愷乃是中國現代美學與文藝思想理論的積極建設者，並取得了卓著的成就。他們的思想理論，雖不能說完全反映了中國現代美學的全貌，因為在他們之外還有魯迅、鄧以蟄、呂瀓、方東美、蔡儀、徐複觀等重要的現代文藝家、美學家，但是他們的思想理論無疑代表了中國現代美學思想理論構架的主要部分和基本走向。六位大家各具特色，各從不同的側麵對中國現代美學的建設作出了獨到的貢獻，豐富了中國現代美學思想理論的庫藏，這也使得六卷文集各具風采。同時，作為那個時代美學思想理論的引領者，共同的時代、社會、文化的語境，強烈的曆史、民族使命感，相似的社會責任感，深厚的國學根基以及或遊曆或求學域外的直接外來文化背景，也使得他們的思想理論形成了某些共同的特色和民族特征，對於我們認識中國現代美學的性質與特點，探索中國現代美學的生命力所在及其價值意義尤為重要。
從《文叢》涉及的這些代表性人物來看，中國現代美學最為顯著的標識是：它是關注現實關懷生存的人生美學。中國現代美學不是單純學科意義上的理論美學，它不僅試圖去解決美學的學科與理論問題，更是直麵現實中人的生存及其意義的問題。在學科意識與理論形態上，中國現代美學區別於中國古代美學，體現出一定的自覺性與積極建設的意向，從而在話語方式、學科形態上構築了與西方美學、與現代學科對話的某種基礎。而作為關注現實關懷生存的人生美學，中國現代美學也凸現出鮮明的人生精神、積極的美育指向、內在的詩性情懷和強烈的文化批判意識；這也正是中國現代美學傳承發揚民族美學固有的精神傳統，並融會創化中西美學、文化、藝術思想的精華而形成的重要特征與品格。
美學作為人文學科，不僅要解決理論的問題，也要解決實踐的問題；不僅要回答知識的問題，也要回答信仰的問題。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這就是以六大家為代表的中國現代美學留給我們的最為動人的地方。中國現代美學留給我們的精神財富，一方麵是它對於西方美學學科及其思想理論、觀念方法、術語形態等的積極學習和吸納，另一方麵也是它傳承民族美學的優秀傳統、融會中西古今滋養而試圖建構起來的解決民族自身問題的獨特話語及其精神特質。學術與人生的貫通，知識與信仰的融會，開放與新創的激情，不僅構築了中國現代美學的精神特質，也使它至今仍有啟益於民族美學學術與國人精神生活的方麵。
首先，鮮明的人生精神是中國現代美學重要的精神標識之一。
以美和藝術來介入人生介入生存，陶養美感與人格，提升生命活力，美化生命境界，這種針對當時國人人格人性弱點而潛蘊著啟蒙意味的人生美學精神，構成了中國現代美學突出的精神傳統，並以蘊含現代意義的情感啟蒙與生命啟蒙的意向呈現著自己的立場與態度。
人生精神亦是中國古典哲學與美學的基本傳統之一。理想人格實現處也即審美人生實現處，這可以說是中國傳統文化最為深刻的美學精神了。孔子主張完善的人格應將對社會的責任貢獻與自我精神上的快樂融為一體。“仁者不憂”，“朝聞道，夕死可矣”。個體生的價值既在於生命過程本身，更在於以廣闊的胸襟和宏大的理想作為支撐，讓生命在美善相濟中獲得永恒的意義。莊子則追求生命之“遊”。“逍遙遊”不是某種具體的飛翔，它也是一種絕對意義上的消解了物累的心靈自由之“遊”，因此，它也象征著不受任何現實條件約束、超越了世俗功利目的的精神的最高翱翔，這就是莊子所神往的生命美（至）境。但是，孔子的美善相濟具有濃鬱的倫理色彩，它真正的立足點還在於群體生命及其理性實現。而莊子則既讚美鯤鵬之高翔，也肯定鴳蜩之自適，他的神“遊”實際上也潛隱著麵對人生困境時的某種消極色彩。中國現代美學的人生精神與中國傳統哲學的人生精神有著直接的關聯，同時這些現代大家又有著豐富的西方文化背景。西方現代哲學與美學的成果，尤其是西方現代生命哲學、情感學說、藝術美學等的吸納，使得中國現代美學的人生精神具有某些新的色彩與意蘊。傳統美學的倫理色彩、消極取向有所淡化，生命、情感、個性在審美中的地位與意義得到了強化。
中國現代美學的人生視野是廣闊的、同情的。它並不倡導藝術局限於作品本身的技能優劣與作家自身的悲喜憂樂，而是希望從藝術從美通向人生，通向生命與生活。中國現代美學的這些大家都主張通過美與藝術來涵養整個生命與人格境界，把豐富的生命、廣闊的生活、整體的人生作為審美實踐的對象和目的，以藝術的準則、審美的情韻來體味創化人生的境界，倡導審美·藝術·人生之統一，追求人生現實生存與審美超越之統一。王國維“境界說”源自中國傳統“意境”論。在中國古典詩論中，運用較多的是“意境”一詞，重在探討詩詞中情與景、主觀與客觀的關係問題。至《人間詞話》，“境界”則成為出現頻率更高的概念，由此也將唐以降“意境”的側重藝術品鑒推進到“境界”的藝術與人生相統一的審美品鑒。著名的《人間詞話》定稿第二十六則將人生境界分為三重，又以三句古典詩詞來詮釋，明確地將藝術意蘊的品鑒與人格情致、人生況味的品鑒相融含，從詩詞、藝術的意境來通致人生、生命的境界。“真景物”、“真感情”為境界之本，“憂生”、“憂世”的“赤子之心”為創境之源。於王國維而言，境界之美實際上也成為人生之美的映照。梁啟超明確提出美是人類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要素。他的“趣味說”則是對中國傳統藝術趣味論與西方審美趣味論的新創造。他以生命、情感、創造為趣味之本，要求生命秉持不有之為的趣味精神，以情感為根基，激揚奮發，融小我入大我，在與宇宙、眾生的迸合中開拓與享受生命的美境。梁啟超把“趣味化”的生命境界涵括為“生活的藝術化”，認為這是人類最合理的生活。他倡導通過學術、遊戲、勞動等生命實踐活動，尤其是藝術審美活動來涵養趣味人格。在梁啟超，趣味生命的實現即創造的人生也即美的實現。與“境界說”、“趣味說”相映趣的，還有朱光潛的“情趣”、豐子愷的“真率”等等範疇與思想。朱光潛提出“每個人的生命史就是他自己的作品”。豐子愷強調藝術不是技巧的事業而是“心靈的事業”，要把整個生活與生命創造為“大藝術品”。這些思想與學說作為中國現代美學的重要組成，共同豐富凸現了中國現代美學人生精神的情韻與特征。
其次，積極的美育指向也是中國現代美學精神傳統的突出特征。
關注美學的實踐性，關注美育，是中國現代美學人生精神的重要落腳點。中國現代美學幾乎所有重要的大家都倡導把美學研究的成果貫徹到教育中，把思想與理論落實到育人上。積極提倡美育，努力實施美育，強調與重視美育的情感功能，主張用藝術教育來改造國民性，這也是本文叢六位大家的共同意向與實踐。
在現代中國，王國維最早提出“美育”問題。1903年他在《論教育之宗旨》一文中，認為健全的教育應是體智德美全麵發展的，因此他建議清政府實施美育。但清政府並沒有接受他的建議，他的美育思想影響隻限於思想界。1912年2月蔡元培任民國臨時政府教育總長，在就任時發表了《對於新教育之意見》的演說，闡述他的教育思想和美學見解，並且在中國教育史上第一次把美育確立為國家教育方針之一。從此，美學思想理論通過政府行為貫徹於教育實踐，甚至影響全社會。朱光潛也非常重視美育，對美育有深入、係統的研究。他把自己的美學研究成果用優美的語言、通俗的實例寫成美育小冊子向社會普及，如《談美》等，產生了廣泛的社會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