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他人之長避他人之短：1959年12月31日晚12點整，12響悅耳的鍾聲過後的國歌聲中，李光耀那自信的聲音從新加坡廣播電台中傳出：“祝願我們大家新年幸福！”
隨後，國家元首伊沙克總統發表新年獻詞。伊沙克在新年獻詞中指出：“對於新的國家來說，1960年是改組、鞏固和準備未來任務的一年。”
為了更好地學他人之所長，避他人之所短，搞好鄰國關係，在國內事務十分繁忙的情況下，李光耀仍將外交活動擺在極為重要的議事日程上。
新年一過，李光耀就應印度尼西亞總統蘇加諾的邀請出訪印度尼西亞。這之前，新加坡與近在咫尺的印度尼西亞關係時有緊張，印度尼西亞曾多次指控新加坡窩藏蘇門答臘島叛亂的教唆犯。所以，李光耀出任總理後，首先就通知幾個印度尼西亞人離境。1959年底，印度尼西亞外交部部長蘇班德裏約博士訪問新加坡，表示“決心恢複印度尼西亞與新加坡之間的友好關係”，並轉達了蘇加諾總統對李光耀的邀請。
印度尼西亞首都雅加達位於爪哇島西部北岸，是東南亞最大的城市，人稱椰子城。新加坡與雅加達相距很近，專機一起飛，很快就抵達雅加達。在雅加達機場，李光耀高興地對記者們說：“我很高興來印度尼西亞訪問，因為我們是兄弟、是親鄰。若不是歐洲殖民帝國的偶然分離，馬來亞、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亞的曆史很可能更加緊密地聯結在一起。葡萄牙人、英國人和法國人來到東南亞，把我們瓜分了。”“在殖民時代，雅加達與阿姆斯特丹之間、新加坡與倫敦之間的聯係，反而比雅加達與新加坡之間的聯係更加密切了。歐洲殖民統治就是這麼荒唐。”
由於兩國領導人的共同努力，李光耀的這次雅加達之行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在蘇加諾總統舉行的國宴上，李光耀總理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聲明：“我們的友好和合作的願望是發自新加坡人民內心的。新加坡人民極為願意與我們第二個最親密的鄰邦——印度尼西亞共和國——在文化和貿易方麵有更加友好和更加親密的關係。”李光耀保證說：“新加坡不允許在其管轄的領土範圍內從事任何損害印度尼西亞安全的事情。這就是我們對待我們鄰居印度尼西亞人民的根本友誼。願這種偉大的友誼在相互尊重、相互繁榮中茁壯成長。”
從雅加達回到新加坡，李光耀又開始了那永遠也忙不完的工作。他的政府首先通過了《國籍法》，接著又實施了《新工廠法》。律師出身的李光耀，格外重視以法治國，用法律的形式鼓勵國民和外國企業家在新加坡辦工廠、辦企業，以促進經濟的持續增長。但新加坡的人口出生率也很高，達39.8%，是當時世界上人口出生率最高的國家之一，而且國內有半數人口的年齡在15歲以下。這一切，既是好事，又是壞事。李光耀經常與內閣成員商量，采取有效措施，擴大貿易，發展工業，使全國經濟形勢處於良好狀況，使人人都能就業。
那段日子，李光耀常常與他的內閣成員一起思考這樣一些問題：為什麼隻有少數的發展中國家，在教育、衛生、生活水準、社會和社區服務等方麵取得進展？為什麼有那麼多國家的領導人高談闊論而不實事求是，致使自己難堪，並且令人民感到絕望呢？為什麼隻有一些工業國家有比其他國家更有秩序和更有紀律的社會呢？為什麼隻有少數國家的街道較為安全和清潔，它們的人民又較有禮貌，有自信心呢？為什麼一些貧窮的國家常常發生種族、部落、語言、宗教、文化等問題的鬥爭？為什麼許多發展中國家的統治階級很富而人民卻很貧窮？
李光耀曾經這樣對他人說道：“我經常要對這些百思莫解的問題進行反省，因為，我們的國家沒有廣大的土地，沒有龐大的人口，沒有天然資源，隻有225平方英裏的麵積，加上一些外圍的小島嶼，容納著200萬人口。如果經濟發生問題，我們的人民將要挨餓。特別是在我們的貨幣局製度下，我們是無法亂發沒有足夠保證金的紙幣來使金融活躍的。”
李光耀特別強調人的作用。他曾經這樣說過：“我們應該牢記著，人才資源可以補救天然資源的缺乏。我堅信：人定勝天。”
李光耀還具體分析了新加坡人的特點和優點。他這樣認為：“大部分新加坡的公民是移民，是從印度尼西亞、印度和中國等國家移民而來的，在這裏落葉生根的曆史都不太長，國家的腳跟還沒有站穩，不時還受這3個具有悠久文明的亞洲大國的影響。”“而在這個世界上，穩健生存、發展、有巨大成就感的移民國家有的是，如美國、澳洲、新西蘭等，他們的經驗都值得新加坡學習。”“大部分移民之所以要脫離他們的祖國，是因為他們要尋求比較好的生活，因此，這些移民富有‘創造性的冒險精神’這個優點。如果你是懦夫，你絕對不會離鄉背井，脫離自己的祖國，遠涉重洋，冒險來南洋或新加坡謀生。”“這種不畏艱險的創業精神，對我們極為有利。”
在分析清楚新加坡國情的基礎上，李光耀和他的內閣們又全麵研究世界各類國家的情況。李光耀最欣賞瑞士模式，他認為，瑞士是一個最值得新加坡學習的樣板，它許多方麵的情況和新加坡相同：土地不多，多元種族，多種語言。但是，瑞士卻是世界富國，他們出產的紡織品可與英國媲美，出產的藥品可與美國媲美。瑞士人靠的是：人才、計劃和努力。李光耀對以色列的經驗也很重視，他認為：“以色列在世界上也不大，麵積2.1萬平方公裏，人口400萬，但以色列有相當多有才幹的民眾，他們是一個全麵發展了的民族集中在一個尚未發展的國家，且這些有才幹的民眾決心盡快地改變國家的現狀。”
李光耀對德國和日本的經驗也較重視。李光耀認為：“德國和日本是兩個被打敗的國家，它們都喪失了許多土地，德國喪失了東部和南部的地方，日本喪失了外圍島嶼和歸還了它所侵占的中國東北、中國台灣以及其他地方。它們所擁有的土地都縮小了，但這兩個國家都能夠動員它們的人才資源，盡快恢複了國力。”這兩個國家之所以能在短時間內重新崛起，李光耀認為有兩個原因：一是它的工人工作勤奮；二是他們的技術水平相當高。而且，日本與新加坡有許多相同的地方，同樣是島國，文化和民眾的文明程度也相近。李光耀認為：“日本是應付經濟和政治變動最有準備的國家。缺乏天然資源的日本人已經做好了準備，以麵對經濟結構上的改變、維護人民的幸福和國家對世界的責任。”“日本人口隻占世界人口的0.3%，領土隻占世界的3%，但其國民生產總值卻占世界的30%。他們所做的基本上是‘翻版工程’，也就是購買新發明的產品，把它們拆開，反複地研究別人怎麼做，然後照樣模仿，且進行進一步改善。現在，他們已經做好了準備，要從事‘前進工程’，通過創新的工藝，創製新產品。”
經過對幾個發達國家進行研究，並結合新加坡的具體情況，李光耀提出了三條結論性的看法：“新加坡經濟要想取得持續快速的發展，首先需要有一個有效率的政府；其次需要新加坡的民眾能夠願意從工作上獲得他們之所需，而不是不勞而獲；最後需要新加坡人民具有進取的素質，具有推進力，具有預先采取經過思考而有計劃的冒險能力。”
在這三條中，李光耀認為，特別值得重視的是人的因素，他對新加坡發展前途的信心也是建立在人的因素之上。他說：“除了具有戰略性的位置之外，我們新加坡沒有任何天然資源。如果要說什麼資源的話，我們唯一的資源就是人。”“新加坡人勤勞好學、刻苦耐勞、嚴守紀律、自我克製，有犧牲眼前利益換取長遠利益的精神，加上新加坡政治穩定，社會安定，這些，都是新加坡有光輝前景的因素。”
李光耀還清楚地知道，新加坡這樣一個多宗教、多種族、多語言的移民國家，有一個嚴重的弱點：“那就是曆史短淺，樹根子還未十分穩固，有時遇著暴風雨，難免會搖晃，因為大多數移民都習慣於以一種‘是否有利可圖’的觀點去看待一切事——這點我們要承認，要麵對現實。”
然而，任何事都不是一帆風順的，正當李光耀與他的大多數內閣成員同心協力加速新加坡的現代化建設時，人民黨內部卻出現了敵對勢力，企圖篡奪黨的權力。
一天，杜進才副總理來到李光耀的辦公室。兩人推心置腹地交談了眼下的工作，然後由古及今、由新及外地海闊天空了一番。突然，杜進才由“三台山茶”引發了感慨，他嚴肅地說道：“看來，世界萬物，千變萬化，但總有一個規律，那就是一物降一物，有病態的現象，就要有根治的方法。三台山茶能治‘拉肚子’病，靠的就是消、化、除、提的功能。我想，這一功能，也可以引進我們內閣，引進我們人民行動黨內來。”
李光耀聽出了杜進才的弦外之音，他問道：“你的意思是在我們內閣、我們黨內，也需要進行消、化、除、提？”
杜進才肯定地說：“是。目前，黨內有人在打你的鬼主意。比如王永元，他心中根本就沒有民眾。他當了國家發展部部長後，根本沒有做什麼工作。本應屬他管的土地局、測量局、工務局、路政交通局、合作發展局、漁業局、鄉村發展局、獸醫局、森林局、植物園以及郵政服務、電政交通，他根本什麼也不聞不問，讓我這個副總理來當他的保姆。他把精力用在上躥下跳上，整天想的都是爭權奪利。像這樣的人，你說該不該給他喝一點‘三台山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