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李光耀在一次談話中指出，可以用教育的方式，在15～20年的時間產生一代完滿的馬來亞人。李光耀這句話的意思是指產生出效忠於新加坡和馬來亞，而不是效忠於殖民地臣民中的分散集團，具有博大胸懷的愛國者。
在1956年4月12日的議會辯論中，李光耀強烈譴責了英國殖民政府鼓勵在教育方麵采用英語的政策。他認為，有些受英語教育的人反對此種政策是適宜的，他以自己為例介紹說，每當他講英語的時候，“有一種感覺——我不說是丟臉的感覺——但肯定是感到不適當，即對我自己的語言不能同樣地講得流利和掌握得好。這是你必須理解的，否則，你就會不理解亞洲正在發生些什麼。”
在這次議會辯論中，李光耀情真意切地談了造成自己如此狀況的原因以及他今後的打算。他毫不含糊地指出，祖父李雲龍把他送到英文學校上學，是想把他培養成為一個“同英國人相等”的完善的典範主張是極其錯誤的。他頗為動情地說：“當我閱讀尼赫魯的著作時——我讀了很多尼赫魯著作——我理解他的話：‘在我想到我不能像講英語那樣講我的祖國語言時，我哭了。’我是個不較易感情衝動的人。我不經常哭，或者拉自己頭發，或者撕紙頭，或者把襯衫扯開，但那並不是說我對這件事的感情不是那麼強烈。我的兒子不打算進英語學校，他絕不會成為一個‘標準’的英國人。”
李光耀在萬隆會議之後，以一個民族主義領袖和反對黨成員身份做了發言。他認為，一個英國人和受英語教育的人稱霸馬來亞和新加坡的時代就要結束，馬來語不久就會被承認為國語。他說：“誰也無法在馬來亞的內部和外部做出什麼來改變這個事實，即馬來亞將有兩種占有優勢地位的語言和文化，其與我們人口數字中的事實相一致。馬來語和馬來文化將不可抗拒地成為主要語言和主要文化，中國語言和中國文化，特別是由於它在中國經曆的巨大的文藝複興，將在馬來亞占有一個極為重要的地位。”同時，他又指出，“但是今後200年馬來亞的中國文化，不大可能是今後200年在中國的中國文化。這是必然的。”
李光耀這番講話相當鼓舞人心，在馬來人和華人中受到了如潮般的好評。他們深切地感到，李光耀與那些和英國殖民當局一個鼻孔出氣的人不一樣，他真正地為馬來人和華人想事、辦事，是不折不扣地在履行他《告選民書》中的諾言，是最忠實、最能照顧選民利益的人。
形勢迅速朝著有利於人民行動黨的方向發展，發展的速度甚至連李光耀等人民行動黨的主要領導人也沒有想到。李光耀的政治對手迅速從平庸的彼得林、藍天等人，發展到新加坡首席部長馬歇爾。
馬歇爾是1955～1956年在新加坡執政的勞工陣線同華巫印聯盟組成的聯合政府的首席部長。當時的新加坡還處於半自治狀態，英國人隻允許設首席部長而不允許設總理。
在公眾的印象裏，馬歇爾被認為是一個“完完全全的自由派”、“一個容易打擊的靶子”。他是出生在新加坡的伊拉克籍猶太人，盡管他從小就接受英文教育，但他卻和英國殖民當局談不到一塊，英國人既反對他，又瞧不起他，在他剛擔任首席部長時，英國人甚至拒絕撥給他一間辦公室和工作人員，直到他威脅說，他要在一棵樹底下辦公時，英國當局才給他幾個靠著樓梯底下的房間和一個勤務員。
像馬歇爾這樣的對手肯定很容易擊敗，在人民行動黨內部研究對付他的對策時，李光耀說了他不少笑話。遺憾的是，馬歇爾實在太不堪一擊了，他甚至沒有來得及讓李光耀進攻，很快就不攻自破了。他的內閣僅維持了14個月，由於他率領的一個包括各黨派的代表團到倫敦談判移交政權問題拖了6個月卻無進展，他抱恨辭職。
馬歇爾辭職後，接替他的是一個親近英國殖民當局的華人林有福。林有福有勇無謀，他掌握政權後，曾兩次大規模逮捕新加坡的共產黨人和“左派”人士，在廣大民眾中留下了很壞的形象，聲名狼藉。針對林有福政府的貪汙腐敗和平庸無能，李光耀展開了巧妙的鬥爭，不斷爭取民眾，積蓄力量，使林有福政府無法立足，從1956年上台至1959年下台，前後不過3年。
當時，作為立法議員的李光耀以議會為講壇，為爭取新加坡的完全自治而努力。他曾先後3次代表人民行動黨參加憲製談判各政黨代表團，赴倫敦與英國政府進行艱苦的談判。
1957年，已下台的馬歇爾向李光耀發起了挑戰，兩人一同辭去了議席，參加補選。李光耀成竹在胸，沉著應戰。結果，馬歇爾臨陣變卦，宣布退出政壇，李光耀則參加了議席補選，以64.7%的得票率再次重返丹絨巴葛區。
1958年，英國殖民當局核準《新加坡自治方案》，同意新加坡通過1959年大選從半自治狀態變為全自治，但英方保留新加坡的國防、外交、修憲和頒布《緊急狀態法令》大權。
1959年，新加坡的政治形勢對人民行動黨和李光耀非常有利。當時，由林有福領導的政府已失去信譽，那些組織完善的職工會都支持人民行動黨，包括工業界由共產黨領導的工會、各業廠商工聯會（一個綜合性職工團體），還有政府、市議會和商行方麵那些由非共人士領導的工會。
然而，人民行動黨也麵臨一個嚴重的抉擇，那就是：如果競選得勝，今後如何同共產黨合作？
經過權衡利弊得失，李光耀和他的人民行動黨決定，抓緊時機，爭取在1959年的大選中獲勝，並上台執政。如果再等5年，等到下屆大選，政府的情況一定更糟。與其拖到那時去接管一個更爛、更加不可收拾的政府，還不如現在就接管政權，現在遇到的困難，肯定會比5年後少。
現在接管政權的最大困難將是如何麵對馬來亞共產黨的全麵攻勢。一旦競選獲勝，共產黨必然會要求得到更多的“庇護”，要求發展他們的勢力，而一旦共產黨的勢力強大了，人民行動黨能否駕馭共產黨就要打問號了。李光耀和他的人民行動黨思慮的最重要的問題就是經不經得起同共產黨鬧翻，因為，一旦和共產黨鬧翻，就意味著要失去相當多的群眾。
經過多次思考，人民行動黨認為，由於觀念不一致，和馬來亞共產黨分裂是遲早的事。而現在，人民行動黨已與1954年初建時大不相同，比那個時期力量雄厚得多，沒有馬來亞共產黨的支持，也一定能夠上台執政。所以，人民行動黨決定，派出51名有競爭力的候選人，參加全新加坡51個選區的競選。
人民行動黨下決心要贏得這場勝利。所以，他們早在1959年2月就用一係列“預選措施”開始他們的競選活動。在華人較多的芳林草地群眾大會上，人民行動黨揭發了美國通過當時的教育部長周瑞麒贈予勞工陣線一筆“政治捐款”的秘密。在整個選舉過程中，人民行動黨不斷地用這個揭發材料，使勞工陣線處於尷尬的境地。
人民行動黨每星期召開一次群眾大會，宣傳他們的政策主張，到後來，隨著投票日期的日益臨近，群眾大會開得更加頻繁。人民行動黨還出版了題為《今後的工作》等一係列刊物，作為人民行動黨的文字宣傳材料，刊物上詳細刊登了人民行動黨關於衛生、教育、經濟及其他方麵的政策。黨的領導人在這些刊物上許諾，一旦人民行動黨執政，將徹底改革教育製度，並成立一個仲裁勞工糾紛的工業法庭，這個法庭具有充分的權力，同時堅決實現男女平等製度。人民行動黨的經濟學家吳慶瑞也宣布：如果人民行動黨在選舉中獲勝，將立即與馬來亞聯合邦組成一個共同市場。
人民行動黨當時沒有設立專門的競選機構，但是，有一大批的義務工作人員不計辛勞地幫助人民行動黨，這些義務工作人員都是左翼工會會員和華語中學學生。當時，基本上達到了每個選區有一個人民行動黨的選舉辦公室，他們挨家逐戶地向選民進行競選宣傳。選舉辦公室規模大小不一，有的有專門租賃的房間，絕大多數則是擺在咖啡館裏一條5英尺寬的過道裏的一張小桌子。
毫無疑問，隨著大選的到來，對李光耀的攻擊、對人民行動黨的誣蔑也日見升級。街頭巷尾，到處都在傳播謠言，說人民行動黨與共產黨“同流合汙”，新加坡很快將會出現流血事件，然後實現“人民公社化”。柯玉芝知道，這些謠言是沒有根據的，不值得一駁，但她卻對丈夫的安全擔心。而李光耀則一再安慰妻子：“莫擔心，要相信正義必將戰勝邪惡，我料定他們不敢輕舉妄動。現在形勢很好，令人鼓舞。”
李光耀當時之所以說形勢很好，是因為廣大民眾的反帝反殖民主義情緒已經達到高潮。在這個高潮中，李光耀常常穿著樸素的衣衫，參加一場又一場競選辯論會，他嚴厲譴責英國殖民署的種種罪惡，博得了群眾陣陣掌聲和歡呼聲。當時，李光耀和人民行動黨的言辭之激烈，無異於共產黨。
1959年5月30日，依據新憲製的立法議會大選投票開始了。政府共派出5000名警察，到345處投票站和7處計票站執行公務。這批警察在事前受過特別訓練，以確保大選順利進行。
當時，全新加坡法定選民587797名，實際參加投票的52442名。這天一大早，選民們就攜老帶小來到投票站，排隊準備投票。投票站的工作人員要一一驗看居民證、選舉卡，問姓名，對選民冊，記選舉卡列號，加蓋已投票印記等。一大早，柯玉芝抱著顯揚，李進坤拉著顯龍，蔡認娘背著瑋玲，也來到選舉站參加選舉。大家從早上7點多排隊，曬足了太陽，淋過了中午的陣雨，才輪到在選票上畫號……
選舉結果終於出來了，人民行動黨取得全麵勝利，贏得43個議席，獲得全部選票的53.4%。此外，人民聯盟占有4個議席，華巫占有3個議席，獨立人士1席。人民行動黨成了多數黨，之後於6月1日辭去首席部長職務的林有福重新當選為議員，成為反對派領袖。
大選結果出來後，人民行動黨領導成員前往各個選區，向選民們表示感謝。李光耀等人來到丹絨巴葛區時，天上正下著細雨，選民們激動地把李光耀等人抬了起來，拋向天空。李光耀注意到全家人都在場，柯玉芝將顯揚舉在頭上，向他招手。他看到玉芝臉上水珠直滾，也不知是汗水還是淚水。在人們的一片歡呼聲中，他走到玉芝麵前，抱起兒子親了又親，然後咬著妻子的耳朵悄悄地說：“拿出你的手藝，搞一桌酒菜，等著我當上總理回家幹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