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時光，篆刻繽紛的睡夢；
一縷清風，呼喚遙遠的記憶。
01 故鄉情結
每一代人都會對“自己的一代”倍感深刻、親切和留戀，這並不奇怪。上世紀五十年代出生的人們可以說是“特殊的一代”，他們的精神結構是經“特殊材料”製成，並經深度拆解、震蕩、改換，他們是連接二十世紀中葉以來的一座橋梁，是新舊兩種觀念激烈展示的橋頭堡。當今天的人們回望那段生活，常常用寧靜、平和等字眼來形容。物質的匱乏並沒有磨滅掉樸素的生活中所蘊藏的情趣，而那時的孩子們也有屬於自己的童年記憶。我出生在新河縣仁讓裏村，整個童年時代就是在那兒度過的。我七歲就沒了母親，由於當時特殊年代和我們這個特殊家庭，童年留給我的既有難忘的苦澀和無奈，也有難忘的甜蜜和歡樂，尤其到了暮年，一想起我的童年，一想起我們村的原風景，就感到特別親切，特別興奮。這大概就是故土難離、葉落歸根的情結吧！
據《新河縣誌》記載：我村原名小街頭。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知縣楊子儀以該村久無訴訟，改為仁讓裏村。另據民間傳說，仁讓裏村村名的由來還有一個動人的故事。我村有一個姓秦名誌高的人，中舉在邢州做知府後，其父仗勢欺人，因與隔壁鄰居爭宅基地麵積糾紛不斷。他家欲蓋東廂房，想占鄰居一牆為己有。鄰居聞知後，說“此牆為我家所有，你要占牆實屬無理。”秦父依仗誌高在邢州居官，連縣官也要讓他三分，所以毫不示弱，兩家互不相讓。秦家好長時間未能動工。不得已，秦家給在知府做官的誌高捎去書信一封，讓其給縣官打招呼予以解決。不久秦誌高複信，秦父拆封取信過目，隻見上寫六句小詩：“家書收悉皆知詳，因牆爭鬥欠思量。父忘為兒起名意，懷誌登高看遠長。理應仁讓多謙恭，讓出三尺又何妨？”秦父看後甚覺慚愧，放棄了占牆的想法，主動給鄰居賠禮道歉，並表示這隔牆不再占用，再讓出三尺，鄰居也深明事理，表示也讓出三尺。於是兩家由互不相讓變為相互謙讓，形成了一條新的胡同。鄰居街坊都誇兩家是“仁義之家”。縣令聞此義事，特意製作一塊橫匾懸掛於胡同口，上書“仁讓裏”，以揚其舉。無論是縣令改名也好，還是民間傳說也罷，時至今日，仁讓裏村與人為善、合作共事、友好相處的村風並極少有訴訟現象，確是事實。
我們村共有秦、王、韓三大姓。都是在明朝“燕王掃北”後遷移過來的。由於戰爭和瘟疫造成人煙稀少，燕王（朱元璋四子朱棣）便把都城由南京遷到北京。為恢複農業生產，於永樂十五年（1417年）下令從山西洪洞縣大槐樹下遷民到山東、河北、河南一帶開荒種田。至今我村秦、王、韓這些移民後裔仍講山西洪洞縣大槐樹下是我們的故鄉，是自己的根。
我村距縣城7.5公裏之遙，位於與冀州市交界處，是久負盛名的農副產品集散地，每逢三、八日開市，這一天四鄰鄉民人流如織，高峰時多達近萬人，一直長盛不衰。這裏的建築青磚紅瓦，錯落有致；這裏的路燈高懸，綠樹成蔭；這裏的街道寬闊，路麵潔淨。我村建設雖然在全縣並非最好，但也堪稱是一個優美漂亮的村莊。
我村村東綠海如畫，杏樹、梨樹將疊巒起伏的一個個沙丘深度包藏，那兒百鳥爭鳴，鮮花綻放。據老人們講，日本侵略中國時，鄧小平、宋任窮、陳再道等開國元勳為躲避日本飛機的跟蹤轟炸，曾在此藏兵布陣；日偽軍到我村掃蕩一直就沒敢進過村東樹林，擔心中了埋伏，被我八路軍遊擊隊包了“餃子”。
我村村西棗樹遍地，每年的10月，果壓枝頭一片珍珠般紅的海洋，如臨仙境。相傳劉秀被王莽追趕了三天三夜沒進湯水，他率領部下走進棗林時，見一老婆婆正在喜摘紅棗，忙停下馬來索要充饑，並連聲說：“婆婆，你們這兒的棗太好吃了。”至此，後人就把我縣的紅棗起名為“婆棗”至今。
我村中央原有一魚塘，各種魚蝦遊弋其中，這兒就是我孩童時代嬉戲、玩耍的天堂，也是我一輩子魂牽夢繞、難以忘懷、揮之不去的地方。在這片美麗而神奇的土地上，我的祖輩年複一年、代代更迭繁衍生息，過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農耕生活。
02 晨拾紅薯
民以食為天，在那個年代讓人刻骨銘心的就是糧食極度匱乏。從我記事起，我家就過著半年糠菜半年糧的生活，吃的是高粱麵和紅薯窩頭，吃頓小米飯、玉米麵窩頭算是好的了，隻有過節才能吃上一頓白麵或者餃子。也許，現在城裏人說紅薯麵好吃，是粗糧，對身體好，但現在薯麵大都摻雜別的成分，感覺甜而可口，其實真正的紅薯麵不是真正的甜，總帶著一股苦頭，吃多了胃裏泛酸水。盡管紅薯麵不好吃，但在過去困難的年代，那是鄉下主要食物，為了不餓肚子還得吃，甚至冒著違反大隊不讓拾紅薯的“清規戒律”還得去偷拾，因為生產隊分的那點糧食根本不夠吃。大隊“看青”人員（實際上是當時大隊組織的護秋人員）一般是晚上在野外查防，早晨不出村監視。因此，人們偷拾紅薯一般都選擇起早，摸著黑，走到地裏剛看到地皮。